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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導師帶的博士生之多，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導師帶的博士生，全脫產的和在職的再加上一個北京班的，一共有30多人，再加上他又是院長，忙得厲害，經常玩‘失蹤’，我們要交流也只能在聚餐時交流，但三四個月才聚一次餐。”某高校新聞學院的一個博士說，他感覺導師離自己太遠了，就像在放羊一般。
“1985年，我讀博士時全校才招13人。現在，很多學校一個院的博士生都遠遠超出了這個數，甚至還有些大學博士生招生數超過1000人。”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峯教授說，現在一些院校博士生招生太多，有的導師帶的博士生有十幾二十個，“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劉海峯說，博士生帶多了，培養環境就會出問題，尤其很難個別指導，對弟子們學業和生活的關心也很難顧得過來，特別是能夠當上博士生導師的教授，往往社會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也比較多，在校時間少，以致博士生與導師之間數月見不上一面。
近年來，我國的在校博士生規模增長速度驚人。2005年一份數據表明，全國在校博士生數量已超過13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德國。2000年，全國博士生招生數爲25142人，但2004年招生總規模已達到5.3萬多人，短短几年已翻了一番。近年“兩會”期間，有多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都呼籲要警惕博士生招生盲目擴大規模的傾向。
“1986年我讀博的時候，博士生跟導師都有如父子，某種程度就是師徒制，現在還有哪個學生把我當作父親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說，那時候導師會在各方面幫助你，甚至還負責介紹對象。他認爲一個導師帶1個學生和帶10個學生，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認爲，現在，博士點數量成了大學辦學好壞的重要標準。即使非研究型大學，“攻博”也成爲了提高學校檔次的核心目標，這嚴重曲解了博士生教育本身。
許紀霖說，以有多少博士點來衡量一個學校的辦學質量，會造成博士點的虛假繁榮，也使得博士生導師中有人濫竽充數。
記者瞭解到，隨着博士生的擴招，博導的規模確實也在迅速擴大，北京某高校前幾年纔有不到50位博導，但現在博導的數量已增長至130多位。
導師成“老闆”，博士生對培養環境不滿
湖南某高校一位副校長認爲，雖然擴招並不意味着博士生就多了，但他承認現在博士生進來的標準，比他在20世紀80年代讀博士時要寬鬆得多，“那時候讀博士的非常突出，現在沒有那麼突出了”。
他認爲，對比那個年代，現在有些博導的責任心和道德感應當受到批評。“上世紀80年代的那些老教授，無論是做學問還是爲人，境界都是很高的”。
據記者瞭解，博士生除了對他們導師的學術水平感到不滿外，更多的是對他們道德水準的失望”。北京某高校一位計算機專業的博士生就說，現在許多導師都在經濟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名利慾太強，把權錢看得很重，不是嚴格要求創新，而是嚴格要求創利，把學生當成自己的“高能低薪”打工仔。“有些導師甚至對有意見的學生表示，‘不聽我的，信不信我不讓你畢業’，這樣哪裏還有師道尊嚴可言？”
上海某高校一位博士生說，從“老闆”變成博士生對導師的稱呼就可看出問題的嚴重性。他說，他甚至看到這樣一種怪現象，博士生中特別差的會延期，特別好的也會延期，倒是中不溜的能順利畢業，“所以我打算讓‘老闆’發現我是庸人”。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在一些高校的校園網絡論壇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言論。
除了對導師不滿意外，一些博士生對自己的學習氛圍也感到不盡如人意。一位博士生表示，他覺得現在學術風氣漸趨浮躁，很少有人願意潛心做研究。一些博士生科研態度也不夠嚴謹，科研工作不夠紮實，創新意識不強，很多都追求一些“短、平、快”的論文和項目，有些爲了出成果，甚至存在學術造假、抄襲等現象。
他認爲，這與培養環境不無關係，“一些學校對博士生的考覈指標急功近利，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博士生在國內外學科一級刊物發表幾篇文章才能參加論文答辯，這樣會迫使博士生想方設法走捷徑”。
也有不少博士生抱怨學習和生活補貼嚴重偏低，一方面使博士生進行學術活動時經常捉襟見肘，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的機會很少，另一方面，也讓他們時刻想着要爲“稻粱謀”，難以安心做學問。
中科院一位博士生表示，正由於存在如此多問題，很多博士生都習慣滿足於簡單的跟蹤和模仿，忽視基礎研究，輕視長期積累，從而造成科研實踐缺乏、實地考察和動手能力較差、科學理論和方法都缺乏良好訓練等弊病。“博士生畢業時，本該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成爲頂尖高手，具有創新性和領導力，但現在絕大多數畢業生根本達不到這樣的水準。”
記者採訪的多位高校教師也認同現在博士生的培養質量存在欠缺。劉海峯說，在80年代，我國的博士生培養質量即使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比較好的，但現在的培養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李曙光則表示，很多上世紀80年代的博士生畢業論文拿到現在來看都很有生命力，但現在的博士生畢業論文很少能達到這樣的水準。
還博士生培養本來面目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曾對博士生的培養問題展開過深入研究，他表示，這是個整體性問題，而非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博士生擴招了，導致博導也增多，但兩者的含金量都降低了，加之一些培養機構培養條件不夠，又很想把質量提上去，因此要求發論文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連鎖反應，導致博士生無所適從。
他認爲，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三方面着手。一是在招生上，要嚴把招生質量關。他認爲，人才培養就像建房子一樣，是一層一層建起來的，一定要確保最優秀的生源能進入博士生行列。他很擔憂近年來本科擴招影響到本科培養質量，最終將影響到博士生的培養水準。
其次是導師問題，他認爲應當加強博導隊伍的思想素質和學術水平建設，嚴把導師質量關。他表示，以前我國的博士生導師都是要經過國務院批准任命的，現在放開了，就更應加強對導師的遴選和管理工作。
第三是高等教育機構應當創造有利條件和寬鬆氛圍，讓博士生能自主地從事科研工作，“現在學風太浮躁了，很多博士生都沒法安心讀書。”
許紀霖認爲，高等教育機構還應當珍惜博士帽的形象和聲譽。他認爲，現在社會上有些人很容易就通過權勢和金錢獲得博士帽，使博士頭銜“貶值”，這是一種嚴重的學術腐敗，“因爲有權有錢，就降低學術標準，背後是權錢和學術的潛在交易”。
博士生自己也在反思自身的問題，有博士生來信說，有些人讀博的心態值得懷疑，“他們只是衝着博士的頭銜去讀，根本就沒有思考自己是否適合讀博。不想搞研究你去讀博士幹什麼？”
還有博士生表示，有些學生“身在校園心在社會”，讀博時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冷板凳，而熱衷於學習“拉關係”、參悟“潛規則”，眼睛總盯住哪個行業掙錢多，對博士生畢業後薪酬回報減少等問題倍感苦惱，認爲“讀博如賭博”，“有這樣的心態，不可能成爲高質量人才”。
許紀霖表示，很多人都對讀博抱有不切實際的想法，事實上，博士生作爲研究型人才，除了個別專業以外，大部分回報不高。“如果希望有好的回報，就不需要來讀博士。”
他直言，博士生是“傻瓜”讀的，因爲只有“傻子”纔有傻勁，才喜歡一樣東西，並將之當作安身立命的所在，“如果讀博希望書中有黃金屋和顏如玉，通常會失望的”。
編後
2006年12月15日，推出關注博士生生存狀況的報道《我們的出路在哪裏》，並邀請讀者對此進行討論。短短半個月的時間裏，我們收到了大量讀者的來信、留言和電話，在此向廣大熱心讀者表示感謝。
教育問題涉及千家萬戶，人人都有切身感受，看似高端的博士生教育亦是如此。我們認爲，討論博士生教育問題的本質是討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出路，因爲，作爲“寶塔尖”上的博士生教育問題，與本科生教育和碩士生教育是互爲因果的。當然，一次討論距離找到解決方法還很遙遠，但我們希望它能對有關部門的決策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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