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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起，中國每年需要就業的大學畢業生超過400萬人，而大學生就業率近3年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一數字表明大學畢業生客觀上已經成爲中國城鎮就業的主要目標羣體，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爲一個客觀事實。
有人認爲，大學生就業難都是擴招惹的禍。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則表示，這一說法並不客觀。
每年培養幾百萬大學生並不多
統計數據顯示，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平均水平在1997年即達61.1%，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爲17.8%，而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到2002年只有15%，2005年也才上升到19%。
就中國具體情況而言，從2002年到2006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規模分別是19.5萬、26.9萬、32.8萬、37萬、40多萬人，5年間增長一倍多。根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從2000年至2005年，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的人數分別是107萬、115萬、145萬、212萬、280萬、338萬，2006年的普通高校畢業生則達410萬。從2000年首次超過100萬到2006年的410萬，6年間淨增300多萬畢業生，近三年來每年更是淨增70多萬。
鄭功成說，從大學畢業生僅佔中國勞動力5%的比例和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未來高素質勞動者的需求來看，在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在時代發展要求儘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教育部門培養更多的大學生顯然是符合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的。因此，每年幾百萬大學畢業生對於快速崛起的中國而言，並不存在過剩的問題。
鄭功成說，除了招生人數增加以外，近年來，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其他因素均在發生着重要變化，因此要充分注意大學生就業所面臨的大背景:其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就業彈性的持續下降，經濟增長帶動新增就業崗位的力度是持續下降的，這顯然並不有利於新的就業崗位的創造;其二，國有企業改革與即將進行的機關事業單位改革又以減少冗員爲重要目標，這些改革雖然提高了效率，卻擠出了不少富餘人員，他們同樣需要有新的就業機會與崗位;其三，近三年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率也在持續加速，從而構成了擠壓就業機會的重要力量。
鄭功成分析說，在“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雖然會有進步，但難以真正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並進的目標，國有企業改革尚未完成，機關事業單位改革將加快推進，農村勞動力還需要大規模轉移，因此，近幾年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宏觀背景難有大的改變。
對就業難的原因應該理性分析
鄭功成表示，從宏觀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在擴大，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必然使就業環境差異擴大化，大學生擇業的空間也就受到了相應的限制，結果必然導致就業的不均衡。如城鄉之間的鴻溝，使大學畢業生更多地考慮城市;地區之間的巨大發展差距，又促使大學畢業生更多地擠向發達地區。鄭功成說，每個人在擇業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利性的自然法則，如果對不平衡的發展格局視而不見，簡單地去責備大學畢業生們缺乏到艱苦地區就業的社會責任，顯然是不符合這一自然法則的。
鄭功成認爲，從體制來看，高等院校擴大招生規模並沒有錯，但未能有效地調整教育體制、專業結構和突出能力培養，也直接妨礙了大學生就業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教育系統仍然殘留着計劃體制的色彩，對就業市場的需求變化反映不是很靈敏，包括學科專業和學歷層次結構處於失衡狀態，高等教育管理中仍然強調計劃經濟時代統一規劃的培養要求，包括統一考試、統一教材、統一培養模式等，這種追求劃齊的培養機制，當然不可能有效地鼓勵各個學校輸出自己的特色和重視學生能力與個性培養，也缺乏相應的技能培訓與就業指導。另一方面，一些高校不顧條件盲目上新專業，在師資匱乏的條件下，培養的專業人才因質量較低也無法滿足用人單位的需求。因此，中國教育領域人才培養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勞動就業供給導向型還未能向適應市場體制的勞動就業需求導向型轉化，這種觀念與體制的滯後，必然影響到高素質人才的培養，進而會直接影響到大學生的供給與就業機會的有效匹配。
鄭功成說，另一方面，家庭與學生個人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就業困難。家庭對子女教育特別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資日漸增大，對子女就業的期望自然伴隨教育投資的增長而提高，這是一種客觀反映。就學生及家長的主觀願望而言，雖然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衆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後的就業抱着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或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因此，願望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就業市場不規範是瓶頸
目前，中國就業市場還存在着一些不公平與不規範的現象，就業市場發育不良對大學生的就業造成多方面的損害。鄭功成認爲，在中國的就業市場上，一方面是片面的人才觀、用人觀造成了學歷崇拜與學歷歧視並存，直接降低了大學畢業生與就業機會的有效匹配，也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扭曲了正常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爲。另一方面則是各種非正常現象的影響，破壞了就業市場的公平性，人際關係客觀上在我國現階段的就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業機會的不公平不僅表現在大學生之間，也表現在大學生羣體與其他羣體之間。正是由於有關部門未能有效地維護就業市場的公平競爭，導致了本來應當最具就業競爭力的大學畢業生反而成了特殊的就業弱勢羣體，這是就業市場異化的直接結果。
鄭功成說，事實上，在中國大學生人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由於勞動就業法制不完善，就業市場發育不健全，包括某些潛規則，造成了勞動力供求有效匹配的下降。如在就業市場上存在很多歧視現象，包括女大學生受到性別歧視、年齡偏大的受到年齡歧視、學歷層次低的受到學歷歧視、外地大學生受到地域或戶籍歧視等。種種歧視現象實際上與市場經濟及社會發展對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的要求是相背離的，它扭曲了就業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使本來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就業市場走向異化。
維護公平競爭纔是根本
鄭功成認爲，政府部門應當儘快創造與維護就業市場的一體化與公平的就業環境，改變在大學生等特定羣體就業方面所採取的相互分割、頭痛醫頭的政策取向，將注意力、財力、行政強制力等轉移到努力創造與維護公平的就業市場競爭環境上來。
爲此，鄭功成提出四點具體建議:一要禁止就業歧視與摒棄學歷崇拜，代之以公平就業與能力優先;二要規範勞動就業市場，強化對勞動者就業的監管，消除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爲;三要加快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構建能夠保護各類就業方式勞動者的社會安全網;四要改革教育體制，突出素質教育，消除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統一、雷同的考試與培養模式，同時強化高校責任，重點提升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實現由人才供給導向向就業需求導向的轉化。
鄭功成說，就長遠而言，政府必須要爲大學生參與就業市場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與制度安排，創造並維護勞動就業市場的公平與公正是對大學生就業的最大支持與最好保護。因此，政府應當將主要精力花在創造和確保勞動就業的公平競爭上。如果能確立這一政策並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受益的將不僅僅是大學生，而將是所有的勞動者。他相信，在公平的就業市場上，大學生一定能夠由就業競爭中的弱勢羣體轉變爲強勢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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