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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學生張孟蘇因『低分』而與國內大學無緣,又因『高能』而被國外大學以高額獎學金延攬的傳奇,如今卻又陷入『羅生門』的尷尬———媒體一面借張孟蘇事件猛批國內教育制度之荒謬,一面卻在加緊追蹤張孟蘇被新加坡理工大學錄取的『真相』。追蹤的結果,不但新加坡的『理工大學』大多不算大學,甚至也沒有任何一所理工大學錄取過張孟蘇;甚而,連張孟蘇是否曾經作出過助人為樂的舉動,也成了無從證實的懸案。至此,一場有關中外教育制度優劣的大討論,卻淪為一道『低分門』,讓所有牽涉其中的人們尷尬無顏。
首先感到尷尬的,當然是若乾評論家和發表他們評論的媒體。《張孟蘇經歷所帶來的啟示》、《中國高校能否特招張孟蘇》、《學習新加坡招生老師好榜樣》、《張孟蘇奇遇促我們反思何謂素質》……光看這些題目,就知道對於評論家而言,張孟蘇的奇遇可謂正中下懷。因『低分』而被國內大學拒絕,卻因『高能』、『高德』而被外國大學青睞,如此生動的典型事例,絕對是討伐中國教育制度的最佳題材。
不過,評論家的尷尬並非不能解套。雖然借題發揮之『題』或許為假,但所議之事卻依然為真。『低分門』事件真相漸顯之時發表的《可疑的張孟蘇事件與真實的教育弊病》,就是最典型的自辯,而且由此也道出了『低分門』事件中,中國教育的尷尬。
一件未經充分證實的事件,卻成為評論界群體共同的興奮點,固然可以證明評論界的輕率,但同樣可以證實的,還有中國公眾對中國教育現狀的普遍不滿。對僵化的高考制度的不滿,對應試教育的質疑,對招生腐敗的擔懮,已經在公眾心中積郁多時,每一次敏感事件的出現,都會成為點燃公眾不滿情緒的導火索,使公共輿論陷入新一輪貌似理性,實則高度情緒化的『反思』。一項事關國民福祉、國家前途的事業,卻陷入被公眾高度質疑、不滿的境地,實在是極大的尷尬。
不過,對於公眾的不滿,教育界並非全無回應。幾乎與張孟蘇被傳被新加坡大學錄取同時,清華大學也已做出大膽突破,以降低60分的標准,錄取『少年作家』蔣方舟。遺憾的是,這一以素質考察為錄取標准的大膽嘗試,不但沒有得到公共輿論的理解和鼓勵,反而引發『不公』、『暗箱』等一連串質疑和責難。在這裡,公共輿論不但表現出對國內外大學同一行為評價的『雙重標准』,也同時表現出對國內教育制度突破的矛盾甚至分裂的心理。一方面,輿論對教育制度僵化的批評幾近深惡痛絕,而在另一方面,又對教育界的任何突破性嘗試保持著極度敏感的警惕和質疑。呼吁打破僵化的輿論,卻在事實上不斷推高、固化著僵化的制度,也構成公共輿論的極大尷尬。
當然,公眾對制度突破的嘗試保持高度警惕,確實有著足夠的心理依據。僵化尚且跑冒滴漏,松動必然管湧潰壩,是公眾基於生活經驗而得出的擔懮。在一度盛行的『制度決定論』的影響下,公眾一度相信,只要也必須有嚴密無隙的制度防范,纔能保證教育及其他一切機會的公平分配。但無論是香港大學在內地的招生,或是真假莫辨的『低分門』事件,卻恰恰是以制度的松動、靈活為最重要的特征。而靈活的制度仍然能夠取信於民,甚至傳為美談,教育界的公信、社會的互信,就成了最重要的基礎。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公眾往往會給出最斬釘截鐵的回答『我不相信!』。一樁真假莫辨的招生事件,卻在中國社會引發如此熱切的關注和議論,這纔是最根本的悲哀和尷尬。
我們特別願意指出的是,公信的基礎是互信。每個人都批評他人不講信用時,每個人也就都失去了被他人信任的資格。因此,重建公信的呼吁,不妨就從信任他人開始,並因此而為自己贏得被他人信任的可能。比如說,我們不妨相信,清華大學降低分數錄取蔣方舟,就是一次素質教育的巨大進步。面對如此精彩的實例,我們還有何必要去關心那個真假莫辨、莫名其妙的『新加坡理工大學』?又何至於落入如此的尷尬?(張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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