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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大學教育中最應當加以關注的是思想能力(想象力和邏輯推理的能力)的教育,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布羅納對每年來哈佛的新生說:『你們到這裡,不是來發財的。你們到這兒來,為的是思考,並學會思考。』培養思想能力需要好的教師,需要在課堂講授、課堂討論、充分而方便的借閱書籍的條件和如何考試上下功夫。在我看來,考試是整個教育的各個環節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它往往決定了教師怎樣講,學生怎樣學。如何擺脫『標准答案式』的考試應當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我們不妨看一看美國等被公認為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在如何考試方面的一些做法。
一位到美國就讀高三的中國學生和她的家長原以為美國的歷史課應當是最好學的,『區區二百年的歷史能有多少東西』?沒有想到的是,在美國學歷史卻與中國的學習大不一樣。例如,一個歷史作業的題目是關於美國南北戰爭的,它問道:
請解釋:為什麼北方白人反對奴隸制,南方白人擁護奴隸制,但他們都認為他們在為自由而戰?還有林肯總統和格蘭特將軍(南方的首領)都表示,在內戰後南方不應被粗魯地對待,為什麼這是一個聰明的政策?你是否同意林肯總統關於解放奴隸是關系到美國能否存活的聲明?
從歷史這門基礎課程的考試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大學本科關注的重點,是個人有什麼論點,如何針對這些論點進行有說服力的論證。全部是能力,跟背書和記憶沒有什麼關系。因為他們知道,那些內容在平時都可以查到,而只有能力,是不能立時三刻現學的。
對於像歷史、哲學、法律、經濟等的考試和作業除了沒有需要『背誦』的,更沒有『標准答案』,你獲得什麼等級的評分,全看你收集材料的功夫和有沒有獨特又言之有據的觀點———你不必擔心對還是錯。這樣的教育理念就突破了『符合規矩』的定勢,個人的獨立思考和能力因此得到培育。考試時一般都是給一包閱讀資料,通常是某一事件的具體資料,包括背景、過程和結果等等,還有各種專家和媒體的評論。然後是一些問題,這些都必須在閱讀材料後通過自己思考和分析得出結論,任何參考書上都找不到所謂『正確答案』。
再讓我們看看理科的考試。在物理、化學的考試中,我們通常認為計算的『素質』比『思維的素質』更重要,其實這是捨本求末。這不禁使我想到『氣壓計的故事』,其中很形象地說明了對物理學來說,學什麼和考什麼是最重要的:
華盛頓大學物理系一位教授接到同事的一個電話,問他願不願意為一個試題的評分做鑒定人。同事想給他的一個學生答的一道物理題打零分,而他的學生則聲稱他應該得滿分。試題為:『試證明怎麼能夠用一個氣壓計測定一棟高樓的高度。』學生的答案是:『把氣壓計拿到高樓頂部,用一根長繩子系住氣壓計,然後把氣壓計從樓頂向樓下墜,直到墜到街面為止;然後把氣壓計拉上樓頂,測量繩子放下的長度。這長度即為樓的高度。』這是一個有趣的答案。教授說,這位學生應該得到高度評價,因為他的答案完全正確;另一方面,他的回答不能證明他知道的物理學知識。教授讓這個學生用6分鍾回答同一問題,但必須在回答中表現出他懂得一些物理學知識。他趕忙寫出他的答案:把氣壓計拿到樓頂,讓它斜靠在屋頂有邊緣處。讓氣壓計從屋頂落下,讓停表記下它落下的時間,然後用落下距離等於重力加速度乘下落時間的平方的一半算出建築物的高度。看了這答案之後,教授問他的同事他是否讓步。他讓步了,於是教授給了這個學生幾乎是最高的評價。正當教授要離開同事的辦公室時,那個學生說他還有另外一個答案……
讀了這段文字,我的感想頗多。聯想到最近從報紙上看到美國1999年的物理學大學招生試題,很值得我們反思。比如:『有沒有外星人?試給出理論證明。』這樣的考題既考查了學生的物理想象力,也考查了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如愛因斯坦所言,對物理學來說,這纔是最重要的。
對比我們目前在大學本科進行的有關法律、經濟和商業課程(包括哲學、歷史等)的講授和考試,上課老師照統一教材宣講,給出標准答案,考試時學生背出標准答案以獲得高分。這對學生有什麼用處?如國際貿易,考試時不許帶任何有字的東西。考的內容,也幾乎全部是記憶的東西,比方說:進出口貿易有哪幾種付款方式?就答:一、到岸付款;二……三……還有『我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是什麼』?也是一二三四書上的那幾條。這樣的『標准答案』即使現在記住了,過幾年也沒有什麼用了。因為政策是經常變化的,而經濟則更是充滿變數的。
也許上面的考試形式不能完全適應中國的情況,但無論任何,『統一教材』式的授課和『背誦標准答案』式的考試都該休矣。因為它泯滅的是年輕人的想象力,傷害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我們能否從改革考試的內容和方法入手來改進我們大學的教學水平,提昇大學的內涵? (文/柳延延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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