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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公務員考試的熱度不斷昇溫,而考試的題材也越來越來『熱點化』,除了申論命題喜歡選擇熱點國策所衍生的的熱點話題外,其實連行政能力測試也考試熱點化,筆者最近在2006年浙江省公務員考試行政能力測試真題就發現了熱點話題人物大師『李敖』的身影,而這道題沒有讀過原文的同學,可能無論如何都很難想通哪個答案是對的。可見同學們在以後公務員復習中,『死讀書』已不能完全適應公務員考試的能力考察需求,而關心『時代熱點』、閱讀『時代話題』其實纔是一門真正的『必修功課』。
現將題目貼出,與網友們共享:
2006年浙江省公務員考試行政能力測試真題2.李敖寫《北京法源寺》,最後說:『艾略特________小說到了福樓拜和詹姆士之後已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__________________。』
依次填入短文空白處,最恰當的一項為( )。
A.已咬定其實都難以挽回小說的敗局
B.已咬定都將直接加速小說的全面潰敗
C.曾經懷疑其實都難以挽回小說的頹局
D.曾經懷疑都將直接加速小說的全面潰敗
解析:其實這道題的四個選項都與原作有出入,第一個橫線原作中的表述是『已咬定』,第二個橫線原作中的表述是『其實都難以挽回小說的頹局』。
其實無論寫哪個答案,似乎都很難用邏輯推敲,所以如果沒有讀過原文的同學如何能斷定第一個橫線是填『已咬定』,而不是『曾經懷疑』。(目前沒有找到任何合理的解析,或許只有李敖大師自己知道為什麼用這個表述。
如果一定要折中的話,或許A選項『可能』會更貼近原文。畢竟『頹局』與『敗局』勉強可以算是同義詞(其實這也一樣牽強,因為稍懂文學的人可能都不會認可這兩個詞是同義詞,但沒有辦法了。)
命題來源:
本題的原文摘自《讀書》2005年第09期中的《十年一刊:從文化年代到媒體年代》一文中對李敖大師的描寫:(文中用紅色字體標注)
拿到《三聯生活周刊》(以下簡稱《生活》)的紀念文集《〈三聯生活周刊〉十年》,很仔細地翻了一遍,感受到一種親歷歷史的親切。《生活》的歷史充滿了變化,書上有篇文章說陸續有二百六十多人先後進出。這就導致能夠完整地講出這本刊物變化過程的人很少,紀念文集起了梳理和集納的作用,我也得以了解《生活》誕生和發展的前前後後,除了自己比較熟悉的那段時期以外。惟一的遺憾是看完後不太過癮,我想這跟編書的初衷有關,記得約稿函上說是要參與者個性化的回憶文字,不做宏大敘事,亦無全面反思。這造成此書記錄的都是斷片,一些重大的變化語焉不詳,比如對社會資本參與經營的跌跌撞撞的摸索,比如文化味道與新聞報道這一對『冤家』的關系如何得到有效的處理等等。
編書者不求宏大敘事,但《生活》十年了,難免要從宏大敘事談起。《生活》是順勢而起的,不能不到它創辦和發展的時代背景裡面尋找成功的原因。這個原因,我簡單地認為,就是《生活》完成了一個從文化年代到媒體年代的轉型。李敖寫《北京法源寺》,最後說:『艾略特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和詹姆士之後已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這段話拿到中國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說也完全貼切。八十年代整個文學具有強烈的文化中心意識,新聞媒體在那個時候並不凸顯,反而是小說和報告文學高調地扮演著乾預生活的角色。一九九五年開始擔綱《生活》的朱偉,原來的職業正是寫小說、編小說,小說有毋庸置疑的中心話語權。但是很快,進入九十年代,時代的變化導致文學的眼球效應喪失,國人的精力被電子類產品和快節奏的生活瓜分。在強敵壓境的時候文學孤城裡的人又偏偏擺脫不了故步自封,對腳下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越來越疏遠,越來越淡漠,結果是留下了大塊大塊的空白給新聞人來填補。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初醞釀創刊的時候本不想完全拋棄文學,首任執行主編錢鋼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統運作』,即依靠新聞界、文學界和學術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質優秀的新聞周刊。『其辦刊過程,將是融合「三界」優長,改變學科思維習性,推動人纔相互砥礪、相互激發,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過程。』這個理想顯然沒能實現。
八十年代北京文學寫作圈的中心人物是李陀,據朱偉說,當時未被社會認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會從各種渠道流到李陀那裡,經他鑒定之後,再從他手中流給各等編輯。一九九五年《生活》籌備復刊,李陀是策劃之一,所以我們可以從李陀後來對文學的評價中找到『三界』之文學界何以不能幫助《生活》成長的端倪。《上海文學》曾發表李陀的訪談《漫談『純文學』》,這篇文章認為,一度在八十年代產生過積極影響的『純文學』觀念在九十年代成為關於文學的主流觀念,並致使作家和批評家『拒絕和社會以文學的方式進行互動,更不必說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前的社會變革』。李陀提出這一問題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論界和中國的社會變革密切相關的論爭當中,並沒有文學界的聲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寫作』尤其是『個人化寫作』被提高到了不適當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學界『主動放棄了對社會重大問題發言的權利』,作家和批評家拘囿於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的視野之中,喪失了描述(實則是建構)社會總體圖景的能力。
至於說『三界』之學術界在《生活》發展中的出局,也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汪暉與黃平都是《生活》籌備復刊的核心策劃者,在謀劃《生活》的辦刊取向時,他們『強調雜志作為一種公共空間的批判性職能,而且也希望這種批判性能夠深入到某種我們所期待的程度』(汪暉語),其實這正是他們對媒體抱有的不切實際的『書生妄想』所致。
如果我們把文學界和學術界的精英都劃歸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大多傾向於把媒體看作是『中性』的,通過介入媒體,知識界可以獲得一種有別於官方的『市民空間』。換言之,他們大都認為發育良好的媒體有助於形成一個充分的公共空間。
但現實卻沒有那麼多玫瑰色:很簡單,媒體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關系是互為工具的關系。這樣說可能有點兒刺耳,但是我覺得事實就是如此。
知識分子需要媒體這樣的工具來做他的講臺或者論壇。以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媒體——電視而言,幾乎所有自命為知識分子的人對電視都嗤之以鼻,因為電視是一種很淺薄的東西,所謂『寬度達一英裡,但深度卻只有一英寸』。電視一定是給發言者斷章取義的,如同布迪厄在他那本薄薄的小書《關於電視》中所說的,上電視就意味著一種自主性的喪失,因為主題往往是強加的,交流的環境也是強加的,特別是講話的時間也是有限制的,『種種限制的條件致使真正意義上的表達幾乎不可能有』。電視存在很多歪曲,有很多強加給上電視的人的選擇,任何在電視上露面的人,都會經受一種巧妙的審查。即便如此,很多知識分子仍然無法抗拒電視的誘惑。如果電視給知識分子以講話機會,他往往會抓住這樣的機會不放,甚至對有些人來說,在電視上露露臉或被收視即可,問題的關鍵根本不在於要說點什麼。『「在」,就是被人看到』,貝克萊如是說。
與此同時,媒體也把知識分子作為工具。媒體實際上就是要販賣它的觀眾或者讀者。販賣的原因在於,它要用觀眾和讀者去吸引廣告。媒體的收入基本來自兩條,第一條是廣告,第二條是發行,發行跟觀眾或者讀者也存在密切關系。觀眾或讀者在媒體看來是一個一個的分眾市場,當媒體想要打動它的市場,打動分眾的時候,一定需要知識分子把一些很復雜的東西做一個簡單化的處理,形成一種內容制造的模式。媒體特別需要知識分子在這個模式中生產一些能夠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內容。仍以電視為例,這一媒體並不太有利於思維的表達。但電視在追求受眾注意力的時候,必須使自己顯得『有思想』,因而它著力於挖掘一批能夠進行快速思維的思想者(布迪厄稱之為『快思手』),讓他們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經過消化的文化食糧,提供預先已形成的思想。
這種互為工具推到極端,最後造成媒體精英和知識分子達成一個共謀的小圈子。媒體精英在我們傳統觀念來看,如果在電視臺,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見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體,大概就是主編、有名的專欄作家,以及有名的記者。這個圈子能夠給觀眾或者讀者提供速食,媒體精英和經由媒體獲得發言權的『快思手』結合起來,也許構建了某種虛幻的公共空間。無論如何,它肯定與汪暉們期待的『批判性』是大相徑庭的。
『三界共生』成為泡影之後,《生活》十年完成的轉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眾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費文化本位,這正是大眾媒體發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因為大眾媒體是市場的產物,而市場告訴我們說,九十年代以來,大眾文化比精英文化更為有力地參與著對中國社會的構造過程。在這種情況下,三聯書店原有的文化積淀變成了某種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還是要新聞(更准確地說,是社會新聞)成了問題。編輯部當然有論爭,主創者的個人好惡也對雜志方向的偏移發生了影響,但從根本上來說,是時勢最終驅使《生活》走向新聞化:開始是『法制文學』,更直接的界定是『黃賭毒』;接下來是貪官,是對權力及其運作的觀察;再接下來,是娛樂、體育、消費等等。
自然,《生活》是不能也不願脫下自己身上那層『文化外衣』的,朱偉自述,一九九五年籌備復刊的重大決策之一是,確定了要做新聞的文化評述。這種所謂的文化評述不外乎指向兩點,其一,讓周刊在新聞類刊物中具備某種文化品位、小資趣味;其二,力圖賦予新聞報道以某種思想深度,在力有不逮的時候,靠個性化的文字敘述來彌補。《生活》同仁巫昂對此概括得非常精當:『《生活》的G點,一是討論權力與權利問題,二是追究一個人的經歷,和他成為新聞人物之間的古怪關系,三是新聞事件中的知識分子立場,四是對所謂的新興中產階級一廂情願式的討好跟迷戀。』所有這一切,令《生活》變成一種難以明辨的氣味混合體,但它也恰恰因此在當下的中國媒體中獨樹一幟,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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