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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一番改革發展的大潮,進入了內涵式發展、提高的階段。大學人,特別是高教的領軍人物都在思考什麼是內涵式發展,當下要做的重要工作有哪些?記者日前就此話題走訪了哈工大王樹國校長。
我們向世界一流大學學什麼
——訪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教授
一流大學看重的是學生的基本素質,比如誠信、奉獻王樹國(以下簡稱王):我覺得內涵式發展最重要的是大學文化的建設。我當了這些年的大學校長,越來越覺得大學精神、大學文化、價值環境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思索,要做的工作還真是很多。我們高等教育經歷了這一輪大發展,應該進入內涵提高的階段。我們這些進入『985工程』的大學、進入『211工程』的大學不應該還停留在為了出幾位院士、出多少成果、得了什麼獎而沾沾自喜的階段。我們必須把眼光轉向世界,反思一下我們和世界一流大學之間有什麼差距。
過去我們在『硬』實力上與人家相比差距較大,要迎頭趕上。現在我們在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重要的是要在『軟』實力方面多動些腦筋。我們都知道牛津、劍橋、哈佛、斯坦福是世界一流大學。那麼他們的優勢在哪裡?很多人都會說他們出過很多名人,他們的畢業生當中出了那麼多總統、首相、諾貝爾獎獲得者、大企業家。那麼他們為什麼能出那麼多的傑出人纔?是因為他們的名教授多?實驗室設備好?經費充足?這些都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我看關鍵是大師成長的環境,是這些名校的傳統、文化與信念,主張對於新的知識不懈的追求,自主發明創造,等等。這些學校的共同點是什麼?我認為他們都看重學生基本素質的提高,比如誠信,比如奉獻。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曾聽人介紹,比較中美名牌大學,明顯的差異之一是研究生讀書的目的。中國學生讀研多數是為了謀生,讀到博士仍有人是為了就業;美國學生讀研是出於興趣。現在看來說興趣不夠准確,應該說是為了追求,為了志趣,或是志向。
王:二者間主要是索取與奉獻的差別。你所說的謀生或者就業,其實質還是謀取好的職位,看重的是收入、地位這些東西;而追求志趣就不同了,是通過對某個學科的畢生鑽研來實現對於社會、對於人類的貢獻。『站在謀求人類福祉的前沿』。
記:這也和社會意識有關。評價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價值,中國人仍然是看能否盡快謀得一份現成的好工作。在一些工業國家,人們對此的評判是走出校門後能否盡快自主創業。好的畢業生應該能盡快為別人創造就業機會。
王:轉變這種觀念要從大學開始,從重點大學、名牌大學開始。從文化上、價值取向上引領社會本應是這些大學的重要義務之一。社會上總有人搞什麼『名校排行榜』、『名校畢業生薪酬排行榜』之類的東西。我們暫且不論他們根據什麼搞這種排行,用的是什麼方法,有沒有充分的統計依據,就從價值取向上判斷,也可以看出這是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相悖的。大學不要受這些東西的影響。你控制不了它就不要在意它,不要被這種東西所左右。
再有,作為大學校長,你要關注大學精神、大學文化和師生員工總體的價值取向。有個畢業生給我寫信,說是上學四年一直都很受用,但是頒發學位儀式組織得不認真,不夠莊重,給自己留下了終生遺憾。
記:我曾在一所名牌大學看到過,授學位時有的男生穿著短褲、拖鞋就去了,從背後一看很不雅。
王:這封信給我的震動很大,於是我要求各院系,對於學位授予儀式要精心准備,提出要求。校領導都要到場,給自己的學生一位一位地履行儀式。要體現出大學人的價值觀,體現出師生間、母校與畢業生之間的尊重、愛戴、祝願等等情愫。
還有一次在威海分校開會。我看到會場在大白天拉著窗簾,開著燈。我馬上招呼大家把窗簾打開,關上燈。大學在當地應該是首善之區,大學人的思維與行為必須踐行先進文化。現在節能減排、珍惜資源已經是世界主流文化,你怎能毫無意識呢?聽說威海分校現在特別注重校園的節能減排,人走燈滅。
哈工大的一位學生,由於自身是稀缺血型,所以醫院遇到情況就打電話找他獻血,他也是有求必應。在校幾年下來共獻血15000毫昇,可他從來不和別人說起這事。還有馬祖光教授,出國期間把補助都買成儀器資料帶回來。對於這些高尚行為,當校長的都要了解,要在學校裡大力弘揚,不能看成僅僅是思政部門的事。
記:在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方面,您也有很多思考和見解。王:我先說說質量與數量之間的關系。大學生的培養質量必須有一定條件保證,畢業生不像產品,出了瑕疵沒有返修的餘地。因此我們堅持師生比不能超過1?12,盡管我們高校現行的撥款政策是按在校生規模計算。
記:我在和一些學者討論研究生培養質量時曾提出過一個觀點,即研究生必須是手工培養,而不能是批量生產。
王:本科生的培養也有類似的問題。因此哈工大正在試行給本科生配導師。這是復合材料專業的杜院士開創的。從二年級開始,本科生也有機會隨導師聽一兩次學術會議,有機會到導師的實驗室裡看看讀研的師兄們正在從事的航天材料高端科研項目。從本科生階段培養學生的專業志趣,這對於培養一流人纔很重要。我去歐洲有幸接觸了丁肇中先生。丁先生給我介紹了他的治學路程。丁先生剛出國時考取的是機械工程專業,他自己並不喜歡,不擅長制圖。他最想讀的是實驗物理。他找到物理學導師去問,答復是可以轉專業,但幾門關鍵課程的考試必須能打『A』。丁先生說自己就拼命乾了半年,得了幾個『A』,走上了畢生孜孜以求的治學之路。
培養高水平工程人纔除了價值取向和操守外,還要注重實踐環節。哈工大在碩士生的培養方面正在試行三種模式。這是依據碩士生們的發展要求而定的。碩士生在發展上一般有三種訴求,一是去企業,二是繼續考研讀博,三是獻身事業,做大學問。這樣就要求我們在培養模式上有不同的側重,有偏重於工程能力的,有偏重於學術能力的。因此我們的培養模式一是與企業聯合培養。我們遴選了14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結成校企聯盟,要求對方有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有高端技術裝備,有穩定的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科研課題。二是在校內培養,跟著導師做國家、部委的大課題。三是與國外知名大學聯合培養。你知道哪種最成功?第一種模式,與企業聯合培養最成功。
通過這種模式我們知道了企業對人纔的渴求出乎我們的想象。選准課題後,我們的學生就進入他們的團隊,進入崗位,很快就進入角色。有的還當了小組長,領取一份不薄的工資。學生們在企業裡融入企業的運作,領會團隊精神,感受企業文化,成長很快,給人以一下子長大成人的印象。他們在專業上的收獲也很可觀,校學術委員會對這部分學生的畢業設計、論文的評價是:總體水平不低於在校內跟著導師做大課題那部分同學。這些學生還沒畢業,就被企業預訂了,他們也成為企業與學校的橋梁。
記:在育人的思路、學校內外的育人環境方面您還有什麼思考?王:我經常思索的是,如何把社會教育的因子引入高等教育,而不是把校園封閉起來。我去法國訪問,去看我們派去留學的學生,問他們,在法國學習與在國內上學時有什麼不同。他們回答說畢業實習很不一樣。我們國內的工科類大學學生的畢業實習多半是在校內做,或是以校內為主,頂多老師給個真題做做,還有很多就是做模擬項目。而在法國就不是這樣。法國工科大學生在最後一個學期做畢業實習,首先是學生自己去企業找項目,就和找工作差不多。然後是選一份好的做下去,期末時拿回來的有工作合同、月薪和一份實踐報告、一份評語。這麼做要用到很多素質、能力,這些素質、能力都是一個工程師所必需的。我們也考慮向人家學習,但是國內有些條件不具備,或者說環境不允許,實習單位還得由老師去找,去選擇,由學校聯系,老師帶隊去。我們現在就要作出努力,改變這種情況。
在生活上也是。我去法國留學最開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找房子,當時有點犯難,覺得還是國內好,不必為這些事耗時分心,可是還得硬著頭皮去找。等找了一圈下來纔明白,這是接觸社會最好的方式之一。法國大學的食堂只管中午飯,早晚飯要由學生自己解決。有的學生嫌做飯麻煩,晚飯就去買個漢堡包解決了。大學生作為成年人,本應該置身於社會之中。但是我們目前的辦學方式把學生與社會的許多聯系都截斷了。
法國大學是引入社會企業來開辦學生食堂,政府給企業減免,食堂在價格上給學生以優惠。這種優惠教師得不到。學校規定教師不得在學生食堂用餐,或者付出比學生高一倍以上的價格。有什麼問題由政府與企業協商解決。雖然學生只享受一頓飯的方便與優惠,但還是感謝政府。我們高校的做法是把學生的生活都包下來,食宿、安全的責任都由學校承擔。從某個角度看,是把學生當成未成年人來照顧。這樣在某些方面不利於學生的成長。
記:我在南方聽到過高校後勤部門的一些意見。他們說沿襲計劃體制的全部包下來的環境,難以培養出能適應市場環境的學生來。但是這種環境的改變要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大學辦社會轉向社會辦大學在我們國家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現在高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其步伐、方式要受不同地域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制約。要不斷探討,積極努力。
記:在治學治校,比如匡正學風方面,您也是有整體思考的?王:我以前對於評估、評比發表過不少言論。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改進的建議,談談大學在這些方面的責任。比如評估,可不可以分類指導?像進入『985工程』這一層面的大學,與那些經歷體制改革不久,辦學思路尚不成熟,硬件、軟件都在完善過程中的學校不要用一套模式來評估。對於國內這一層高水平大學,一流大學,可不可以引入企業評價,引入用人單位的評價?居同一層次的大學,抽人組成專家組相互評估的方式值得推敲。比如讓我去參加清華的評估我就不敢去。從某個意義上講大家都是運動員,又都有機會當裁判,這就很難做到客觀公正,不如請企業,請用人單位來當裁判。在香港,某年內地一所高校在當地就業的畢業生超過100人,它的勞工部門過一段時間就要去各個用人單位作調查,問得很細。
在應對評估的態度上,大學也要端正態度。接受評估要嚴肅認真,但是過猶不及,要有從容淡定的心態。好的評價來自科學的辦學方略,來自平時嚴謹求實的管理。急來抱佛腳就難免出問題,那就有違大學精神,甚至斯文掃地了。
記:我有一次出差,在機場看到當地一所名牌大學的人為迎接評估組專家跑到廊橋裡打出牌子,感覺真的很不好。
歐美國家在教育需要做較大改革、調整的時候都會大量吸收社會、企業、用人單位的意見,形成了機制,比如若乾年一次的全民教育大討論。發達國家的民眾尤其是企業家也有關注教育的自覺,能夠提出有價值、有見地的意見、建議。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勞工部門,他們掌握著就業市場的信息。我在十幾年前看到過美國勞工部對高校的一份建議,提到當時就業市場對於畢業生素質要求:一是要具有分配財力的意識能力,二是有與人合作的能力,三是搜集使用信息的能力,四是快速理解系統的能力,五是學習、掌握新技術的能力。現在看來,具有這五方面能力的畢業生也是符合我們當前企業、社會需要的。比如能快速理解系統的年輕人,就業後很快就能進入角色,當然受歡迎。
王:我也經常思索這些問題。和校內的同事們探討,如何調整我們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及手段,提高學生這些方面的素質。我最近給院系的同事們提出一個課題,就是如何加強收集企業對於畢業生情況的反饋,使得我們教育、教學的改進與來自企業的信息能形成一個閉環。現在我們這方面的工作還不夠強,這個改進、提高、畢業生在企業裡的驗證、信息反饋、再改進調整的環節鏈還封閉不起來。
在匡正學風方面,一方面要大力弘揚正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要堵塞漏洞,完善制度。這方面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哈工大,我們一直在強調,發表論文不看數量而要看質量,看你對於學界、對於社會的貢獻率。你發表了10篇文章沒人看,就不如發表一篇文章有10個人看。國際學術界很看重影響因子,他引率,即你的文章被別人引用的幾率有多少。從今年開始,哈工大實行博士生論文『盲審』制度,即請同行專家審閱的博士生論文寄出時不得帶有任何個人信息,杜絕那種導師為弟子的論文給熟人打招呼的現象。
記: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是一脈相承的,高等教育的改革、提昇離不開基礎教育改革的配合。如果不改變社會用人、用工標准,基礎教育階段應試教育改進緩慢,急功近利的價值取向還會影響社會,影響高等教育;而高校新生的選拔制度不變又使得中小學教育擺脫不了『高考指揮棒』。對打開這個死結您有什麼思考?王:這的確是個難題。我想現在可以從高校的自主招生試點方面做一點試驗,看能不能取得突破。我們考慮過在百分之幾的自主招生范圍內,在中學推薦的基礎上加上綜合考評,由專家組票決。在考評前跟學生說清楚,你要是想學工程來哈工大就對了;你要是立志當一名科學家就報別的學校。後來發現事情不那麼簡單。比如中學推薦上來的學生也是好學生,但不是最好的生源。學校仍然安排那些最好的生源參加高考。中學還是讓那些最有把握的學生去衝刺高考,提高昇學率,增加考取名校的比率。這樣大學招生考綜合素質的引領作用就被抵消很多。
總之,教育、考試、昇學,牽扯社會公正,牽扯到到千家萬戶,關乎大政方針,改起來可沒那麼容易。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難就不去碰它,就不動腦筋,就無所作為。改革開放30年,要總結、要思索的東西很多。你提起的這個題目應該是我們要通盤考慮,逐步、系統地解決的一個重要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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