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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新書發布會上,爆出『現存於世的中國文學史多達6000多部,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達1000多部』的事,經本報報道後激起強烈反響。同濟大學教授張閎提出的『文學史寫作正在「垃圾化」』的現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昨天,張閎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再次就這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已為利益染指張閎說,時下,現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存在大量東拼西湊的現象。正如我國著名的傳記文學家、文學史家朱東潤先生所說的那樣,『有些人寫文學史,面前攤上6種文學史,自己則在寫第7種。』朱先生一語道破現實,說的就是某些不具備研究能力的人,自己不看文學作品,寫史只是拿別人的東西東拼西湊,那湊出來的一本本『著作』,造成了很多『文學史』既沒有文學也沒有史,只是為了職稱和課題而寫,甚至成為學術權力的鏡像投射。文學史的篇幅和字數安排,根據的是作家的地位而不是作品,比如研究魯迅給多少字,研究茅盾又給多少字,給巴金多少字就要給冰心多少字,這些權衡都非常可笑。
張閎說,多如牛毛的文學史寫作,到了今時今日,已淪為被利益染指的學術領域之一。那麼多人在寫,卻不是那麼多人對文學史都有發自內在的衝動和新的理解,更多的是在評職稱等利益的驅使下的產物。在張閎看來,現有的1000本多部當代文學史,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是其中比較好的,有對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總結和完整的文學史觀的表達。他說,『那些缺乏第一手材料、喪失文學史觀的「文學史」,只能是資料的拼湊和作家排座次而已,完全沒有生命力,是不能立足存世的。』
不能降格以求對此,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的觀點有著相同的立場。他認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類似於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那種沒有過多糾纏於文學以外的社會、政治、文化,更加突出文學、文字和作家的文學史。當年,為了確立哪些作家是重要作家,夏志清下了大力氣。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中,夏志清盡可能多地瀏覽了長短篇小說單行本,以及雜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說和長篇連載,對那些重點作家,夏志清則盡可能審讀其全部作品。自然,這種寫法比寫那種流水賬式的文學史費力得多,可也正因為這種細讀,讓夏志清得以根據自己的眼光,從根本上顛覆了當時人們對中國現代小說的基本認識。正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了當時尚處於邊緣地位的張愛玲和錢鍾書以文學史應有的地位,使他們成為如今公認的現代小說大家。
盡管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距今已有40多年,但人們閱讀時,依然感受不到那種降格以求的感覺。陳思和說,『在我看來,文學史的功能不僅僅是陳述一個時期(文學發生時代)的文學事實,而且應該努力解釋另一個時代(即當下的文學接受時代)對文學史的特殊認知。如果文學史不能與當下的感性形式相結合,一味地以抽象的歷史和理性形式來壓抑感性或扭曲感性,那只是一種教條的沒有生命力的文學史。』 (陳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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