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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與幾位大學領導談起這一階段議論紛紛的教育體制改革,幾位管理者聽完我對教育體制改革中可能推行的大學自主辦學、中小學校本管理的想法,頗不以為然,不屑反問:『你以為真要改?』
我承認,這句話很雷人,但卻說到了點子上。直到今天,高校的管理者,沒有一個感受到了即將要改革的跡象,而且,他們也根本不相信,在未來的改革中會傷筋動骨,調整政府與學校的關系,改變大學的治理結構,真推行什麼教授治校。
對於我國的教育體制,多年來改革呼聲不斷,但是,真要到改革時,改革者便『舉棋不定』,因為眾所周知,這改革如果真推行下去,必然面臨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以及新的秩序的有序構建。僅僅如何面臨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就是難以逾越的難題。吊詭的是,教育改革的設計者,恰恰是現今的既得利益者。
在現今的教育體制中,既得利益者,大致包括以下層面:
教育主管部門。為何教育主管部門熱衷行政評估?為何教育主管部門樂於把項目審批權控制在手中?為何教育主管部門總認為高校無法自主辦學?原因很簡單,通過掌握人事權、財權,由此確立自己在教育中的管理者地位,享有至高無上的感覺。在當下的教育制度中,政府教育主管部門一言九鼎,一紙評估通知,可以調動上千高校為之奔忙;一項評獎活動,可以折彎無數教授、學者的腰;一個申請批復,可以左右一所學校的辦學方向。要知道,當下,一個教育部的科長,來到大學,都會讓一校之長放下繁忙的公務、拋下正在商談工作的教授,前去親自迎接、陪同考察。
學校領導。雖然在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面前,校長顯得有點『沒有尊嚴』,可校長們其實認同這種官場規則,更何況,他們本身的行政級別不低,或副部或正廳,放下身段去迎接比自己級別低不少的上級部門官員,不過是表示一種搞好政府關系的姿態。更重要的是,在學校中,他們在一眾教授、學者面前說一不二的感覺,一點也不遜於上級部門在他們面前的情形,而且,由於高校所擁有的『特殊』學術資源,既有官位,又可獲得學術界地位的好事,對學校領導來說,易如反掌。哪怕此前幾乎沒從事學術研究,也會很快著作等身,躋身著名學者;哪怕此前從沒進行教育管理,也會很快被譽為教育家——這是很多僅僅在政府部門做官的官員做夢也無法獲得的,更是國外大學校長想也未曾想的。在不少國家,一旦擔任大學校長,便被法律禁止從事學術活動,避免用手中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破壞公平競爭。
各種特殊身份的教授。包括兩院院士、首席科學家、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高校各類學術委員會(諸如職稱評聘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的委員們,這些教授們,是如今高校的紅人,不但是一些重大課題的當然牽頭人,而且,也雙棲、多棲為多校教授,在學校領導之下,負責制訂學術規則、掌控學術資源的配置,一有機會,一些人還成為校領導或政府部門官員。表面上,他們讓高校『名師薈萃』,而實際上,這些『名師』非但不高興上講臺,而且成為大學學術生態中的『恐龍』,讓今日高校進入大師匱乏時代,既無能力在學術上出現一流水平成果,更無能力培養大師級人纔。
這些既得利益者,其實深知改革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對於政府教育主管部門來說,一旦改革,削弱政府部門的權力,把自主辦學權交還學校,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們從何處尋找被公關、被擁戴的感覺?對於高校領導來說,如果取消行政級別,不再有副部或正廳的級別,首先將沒有了官場的地位;其次如果再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實行行政權與學術權分權,將少了學術上的聲譽。這種『既丟官又丟臉』的改革,他們中有誰會支持?對於特殊身份教授來說,當學術倫理回歸、教授人人平等、學術自由競爭、學校有真正按學術規律決策的『教授會』,這些特殊身份的教授還有多少廣闊舞臺施展自己的『纔能』呢?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的教育改革主導者正是教育主管部門,而它們聽取意見的對象(或者說在改革方案制訂中有話語權者)也正是高校領導和一些特殊身份的教授,他們中有多少願意捨棄自己的利益,把教育與學術的健康發展放在首要,進行真正意義的改革呢?所以,大學管理者的反問『你以為真要改』纔顯得那麼的有力,對此,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不改你們又能怎樣?
教育改革真要改,就必須擺脫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羈絆,不能由教育部門及其領導下的學校主導,而應由人大牽頭,深入調研、聽取意見、制訂方案、充分討論,切實針對制約教育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而不能不針對核心問題,只做表面文章,又推出什麼建設項目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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