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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入學新生必須填寫的《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學生小李曾經非常苦惱:自己家庭經濟條件確實比較困難,如果能獲得學校提供的資助,的確能減輕一些負擔;但是,如果要申請學校的資助,肯定要通過層層篩選、證明、調查,不僅手續繁瑣,最重要的是感覺自己從此後被貼上了『貧困』標簽,在老師、同學們中間會抬不起頭。
和小李有同樣想法的貧困學生,在科大,甚至在全國校園裡,都不是少數。小李的擔心引出了幫扶貧困學生的『兩難』之選:是該『鐵面無私』地篩選貧困學生,將過程置於公眾監督之下,以保公平公正;還是應該從學生的感受出發,將貧困補助『隱形』化?
『隱形貧困』學生群體的無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05級本科生小張是個典型的貧困生:他來自江西吉安農村,家有70多歲的老奶奶、患嚴重風濕性關節炎的父親以及讀高中的妹妹,一家人僅靠幾畝薄田的收入維持生活,連他上大學的學費都是從親戚家東拼西湊借來的。
按理說,以小張的家庭情況,申請學校的助學貸款或者困難生活補助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強烈的自尊心卻讓小張做出了另一種選擇。他向學校隱瞞了自己的窘境,開學後暗地裡找了一份家教艱辛度日。即使後來小張憑借優秀的成績先後獲取了兩份獎學金,但他每天的生活費用仍不足5元。
與小張類似,科大計算機系學生小方來自大別山革命老區,家有務農的父母和常年癱瘓在床的奶奶,家境貧寒,在校每月消費不到150元。但長久以來,即使面對同班同學,小方也將自己的家庭情況守口如瓶。
在鄭州,入讀鄭州大學的貴州學生小楊,其父母靠種田為生,他上大學的學費全部來自親戚的東拼西湊。錢緊的時候,他一個月的生活費甚至只用了89元錢。但由於強烈的自尊心,小楊從來沒有向學校申請過任何助學金和特困生補助,學校的貧困生名單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
小張、小方和小楊都是『隱形貧困』的學生群體。這個群體在高校中的存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
中科大學生處副處長尹紅說,『隱形』貧困生在每所高校都存在。以科大為例,雖然該校每年都會讓入學新生填寫《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以此來掌握貧困學生的相關數據,但這種統計數據只是顯性的,還有相當一部分貧困學生並不願把自己的貧困情況坦誠說出來。其原因就在於,『每個人對於痛疼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有的貧困學生認為,申請困難補助,不僅手續麻煩,需要各級證明,而且還要被學校調查、面對各種異樣目光,會被貼上貧困的標簽,在同學們面前抬不起頭來。
鄭州大學學生處副處長王新建表示,『一些貧困學生之所以不願意透露自己家庭困難的情況,並不是不需要資助,而是不願承受因接受資助而帶來的心理壓力。』他認為,政府和學校對貧困生的資助體系已經比較完善,但是,對於那些不願意聲張的『隱形』貧困生,學校具體操作起來還是有些棘手。
『如果貧困生刻意隱瞞自己生活狀況的話,老師也沒有辦法。這些貧困學生甚至寧願忍飢挨餓,也不願接受資助。遇到這種情況,不管是老師還是學校相關處室,都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一位有經驗的高校輔導員說。
『隱形貧困』催生『隱形資助』針對『隱形貧困』現象,中科大從2004年開始實行『隱形資助』。據科大秘書長、時任學生處處長的朱燦平介紹,『隱形資助』即通過『校園一卡通』網絡技術對每個學生的就餐情況進行監控,如有學生在校食堂月均用餐60次以上,消費總額在150元以下,系統就會自動顯示,無須學生申請,其就餐卡中就會多出一筆150元由學校『隱形』提供的補助。小方、小張這樣的『隱形貧困』學生就是這樣被『捕捉』到,並由此獲得了及時幫助。
科大實施『隱形資助』後短短一年多時間,發放補助款就達60餘萬元,受惠學生達到1100多人次。
無獨有偶,從2007年5月起,鄭州大學也開始實行『隱形』餐費資助,一個月時間,每月平均消費120元以下的700多名學生『浮出水面』,由學校統一每月補助60元。
對於『隱形資助』的形式,中科大副校長竇賢康認為,這為學校的助學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那就是在關愛貧困學生的同時,還應該充分尊重他們的隱私和自尊心。
扶貧濟困本來是件好事,但是當貧困者為了得到救助不得不被貼上『貧困』標簽,在公眾面前接受層層篩選、確認時,那扶貧濟困就成了『選秀』;如果再加上宣傳因素,就成了『作秀』。但現實中,不少高校在處理貧困生事務時,往往存在這樣的傾向:更多考慮到的是貧困生的物質困難,而對貧困生的心理援助方面還有待提高。即便是在物質援助上,也缺乏『人性化』措施,例如大家都習慣於在評定困難補助時讓同學們在一起『述職』,一個一個自揭『傷疤』;一些高校甚至專門設立『貧困生樓』,為貧富貼上標簽;還有一些捐助儀式邀請新聞媒體,讓獲得資助的學生在大庭廣眾之下『示眾』。這樣做使不少同學感到自己的隱私權和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曾參加過公開捐助儀式的大學生萍萍說,上臺接受捐助時心情其實很復雜,『對於願意幫助我的學校、企業和個人,我非常感激,但是要站到公開的場合、面對那麼多認識不認識的人、心裡難堪嘴上卻還要說些言不由衷的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以前雖然家庭條件也不好,但是卻從來沒有自卑過,而在那種場合,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是如此卑微,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朱燦平告訴記者,科大在實行『隱形資助』之前,也曾對貧困學生的資助采取個人申報、層層審定、張榜公布、大會集中發放的方式,使一些困難學生陷入尷尬境地,增加了思想壓力。而現在,『實行隱形資助後,我們盡量采用郵件形式對學生開展不見面的「一對一」幫扶,補助金發放也不需要任何公開手續,有效減少了學生的顧慮。』
據悉,科大計算機系的小方上二年級時已經獲得6次『隱形資助』,但他的同學們對此一無所知。而另一位受益者田田則對學校充滿感激之情。她說:『每次領到補助,都感覺很溫暖。這種方式考慮到了受助學生的心理,也是對學生人格的充分尊重。』
『公正』『透明』拷問下的『隱形資助』期待更加完善『隱形資助』在中科大、鄭州大學的先後施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除了肯定和推崇的聲音之外,也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在科大的校園BBS上,有同學直指『隱形資助』存在補助對象容易偏差的隱患,更有教育界專家對其操作過程的公平、公正性感到擔懮:『貧困補助發給誰?發放標准是否科學,是否會嚴格執行?在誰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發給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沒有了監督。』
朱燦平坦言,這樣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從學校的實際操作來,『隱形補助』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經過了三個階段。
據介紹,一開始,科大通過『一卡通』網絡系統對學生用餐情況進行篩選後,對達到預警線的貧困生直接存入補助,無須學生自己申請補助和院系批准。這樣操作起來雖然簡單,但卻存在一些漏洞,比如,有的女生因節食瘦身消費較低,也有兩個人合作一個用卡打飯一個人用卡買菜,還有少數當地學生經常回家用餐,或者部分同學在校外吃飯等等。這樣造成『一卡通』數據庫自動生成的數據與真實情況不符。
鑒於此,從2004年9月開始,科大將篩選數據打印出的名單交給各院系分管學生的負責人和班主任進行逐個核實、甄別,最大限度地保證數據與真實情況的吻合,『但這樣操作起來很煩瑣,且量大、周期長,院系對此意見較大。』負責這項工作的學生處王勝平老師說。
此後,建設『比對數據庫』的思路逐漸成為大家的共識。從2005年開始,科大學生處利用網絡對新生心理和家庭狀況進行了詳細調查,同時,綜合考慮各院系學生負責人平時掌握的學生生活情況,建立了貧困生數據庫。這個數據庫每學期更新一次,以保證數據的及時、准確。『根據我校設定的貧困線標准,我校貧困生的比例一般在25%左右,而我們將入選數據庫的學生比例放大到40%,目的是盡量將「邊緣學生」納入視野之內。』朱燦平說。
朱燦平認為,『隱形資助』在科大實施纔短短四年,目前仍在探索和完善中,『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機制,從而減少工作量和人為因素,增加操作的透明度,實現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 (記者代群、熊潤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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