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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重建當代中國的大學精神?歐陽康教授最近出版了《大學·文化·人生》一書,他從學者和大學管理者的雙重角度出發,圍繞大學與文化的一系列問題,在書中進行了梳理和反思。近日,記者就這一話題與他進行了交流。
記者:您在書裡談到,當代大學面臨著一種大學精神的重建。您對大學精神是怎麼理解的?
歐陽康:在某種意義上,創辦大學就是創建一種精神。真正的大學發端於中世紀,最初是神學院;它的產生滿足了時代的需要——知識經過長期不斷的積累與創造,小規模的教學形式已經滿足不了高端知識傳播的要求。到了中世紀末期,西方『市民社會』興起,呼喚一種世俗化的、規范性的社會,要求走出神性的束縛。宗教內部產生了改革的呼聲,神學院的功能也發生了改變;近現代科學的發展對高等教育提出了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意義的大學應運而生了。這意味著人類文化的一次整體提昇;而大學所具有的精神,就是人類科學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凝結,是人類追尋卓越的超凡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人性中理想光輝的放大,並且要求以一種學科化的方式加以傳承。
記者:現在大學的功能已經不限於傳承了,還要創造,比如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創新』。這是不是也應該成為大學精神的一個方面?
歐陽康:是的。德國大學發展中提供的『洪堡模式』反映了這種要求。因為人的超越性借助科學技術得到不斷的提昇和放大,於是社會對大學的要求也變化了,它要求大學在傳承知識的基礎上增加革新知識的功能,不斷開拓人類智慧自我發展的道路;而這種人類精神的自我提昇,也需要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加以保障。後來大學精神在美國大學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那是一個『市民社會』非常發達的地方,它又要求大學具有更多的『服務社會』的功能,『服務社會』就要求大學在社會中的功能變得更加系統和規范,使大學成為社會加速發展的推進器。大學精神又豐富了一層。
記者:這種大學精神在中國大學的發展史中是如何體現的?
歐陽康:從理論層面上講,東西方的大學精神都是共通的。但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大學和西方的大學有所不同。
中國大陸的大學,比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主要是學習借鑒西方大學模式而建立起來的,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具有濃厚的殖民和封建色彩,再加上戰爭的乾擾,使中國大學也很難走出一條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這是第一階段。在1949年之後,中國大學發展迎來了第二階段。特別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客觀地講,是中國大學精神在曲折性中發展的時期。這時中國大學向蘇聯學習,強調大學教育的直接應用性,走分科化和專業化的道路,結果是原有綜合性大學大多被解體了,留下了理科和文科,其他的學科被分離出來,成立了大量的工科、農科、醫科、政法、財經、師范類院校等等。學科專業的分離造成了知識體系的分割,大學精神也難以保持其『大』。『文化大革命』時期是第三階段,這時候的大學完全忽視了傳承知識和發展文化的精神。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中國大學教育纔迎來了它的『破冰之旅』,從這個時候開始形成一個比較完備的知識和教育體系,並在改革開放中孕育大學精神。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階段。
我還要著重指出的是,1998年以來中國大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甚至可以說進入了發展的第五階段。這個時期開始了高校擴招和部分高校合並重組,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件事情。現在社會上對這件事情有很多議論,但我覺得事實上,它使得一些主要大學學科交叉與融合得以展開,真正開始具備綜合化教育的能力,為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提供了可能。這既是對1952年院系調整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片面化發展問題的有效糾正,也為中國高校恢復和重建大學精神提出了要求,提供了可能。
記者:您對未來三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有怎樣的展望?
歐陽康:我想,我們應該著力解決如何讓大學教育真正適應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趨勢,讓我們的大學能夠更加自覺和有效地適應並引領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記者:您認為在未來,我們建設大學精神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思路?
歐陽康:建設大學精神的思路就是不要追求統一的和固定的思路。我們不能指望出現一種固定的、現成的大學精神模式,來指導我們向它靠攏。從大學精神的發生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出現,是人類科學精神和自由精神的象征,是民族精神時代化的一種體現,也是各個學校的個性化辦學理念的一種提昇,所以它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變革的概念,是一種具有引領功能的趨向和態勢,可能具有多樣化的豐富內容。我們可以從人類精神、民族精神和學校精神三個層面的交融中探討和創建大學精神,但不可能有一個現成的單一的和固定的思路來指導我們進行建設——它要求我們不斷地對現有的問題進行反思,同時引領我們積極地去追求更高端的人類文化。(歐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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