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對『搞了一輩子教育』的老人蔡公期來說,『搞教育』之餘,最近這30年裡他集中做了兩件事。先是『陪小平同志整整打了15年橋牌』,後15年裡,他『為燕京大學的校友們全心全意地服務』。
服務的方式是幫校友會聯系校友和參與編寫校史。這所由美國人司徒雷登牽頭創辦並擔任首任校長的教會大學,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為『燕京大學』,是蔡公期的母校。87歲的蔡公期和他的同學們,不想讓一所『曾經與清華、北大齊名』的大學,就這樣沈入歷史的河底。
盡管他們的母校在燕園已經消失了57個年頭,只有在未名湖畔刻著『原燕京大學未名湖區』的紀念碑上,他們纔能找到最顯眼的『燕京大學』四個字,但在蔡公期等人看來,『燕京大學』在他們心裡從未消失,『燕大精神』也從未消失。
今年是燕京大學建校90周年。不久前,年邁的燕大校友們舉行了有史以來最為隆重的紀念活動。
『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大慶了』
紀念活動在燕園的貝公樓裡舉行。不到上午8時,樓下便擠滿了白發老人,他們多由兒女陪伴而來。一見到多年未見的老同學,他們便忙著相互擁抱寒暄,把兒女晾在一邊。
『當年選學生會主席,我還投了你一票呢。』一位49學號(按照燕京大學慣例,49學號意味著1949年入學)的化學系校友,對他如今已白發蒼蒼的同班女生說。
在他旁邊,有兩位女同學在拍合影,只是她們再也不能像當年那樣站在一起拍照,只能讓輪椅挨著輪椅。而一位3個月前已經去世的校友,則在臨終前囑咐女兒,一定要代她回燕園參加這次紀念活動。
『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大慶了,再過10年,大家可能都走不動了。』校友姚林傑嘆息道。他已經80歲了,但在校友裡面還算小字輩。
他的學長們,很多是『拼了老命』從國內外趕回來的,因為『誰也不知道10年之後還能有多少機會回來』。1984年,燕京大學校友會成立時,上海、廣州、天津、西安等地都相應成立了校友會。如今,由於當地校友陸續離世,所剩無幾,這些地方的校友會已不復存在。
即便如此,在蔡公期眼裡,『只要還有一個校友健在,校慶活動就要繼續搞下去』。這些年裡,每次返校時的文藝演出,都是由他出面動員和具體安排。這一次也不例外。
返校的校友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貝公樓前臨時設立的校友會會費繳納處,簽到並繳納20元會費。
負責收會費的,是位戴眼鏡的白發老太太,她趴在桌子上一筆一畫地給繳費的校友開一張收據。在她眼前排隊等候的,是一群頭發和她一樣花白的老人。
不遠處的大樓門口,有白發的老人負責發飯票,校友會准備的450張飯票早已發完,資料發放處准備的450份有關燕大的資料,也遠遠不夠,因為『沒想到一下子來了700多人』。
這一天,剛好是北京大學的『校園開放日』,一些學生家長趕來北大游覽參觀。看著眼前的這群白發老人,不少家長覺得好奇,在貝公樓旁邊遠觀。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如今關注和向往的燕園,其實是這些老人學習和生活過的燕京大學校園。
當年政見迥異的人們,現在相遇時如見親人
『別說他們,就是北大的學生,也不知道燕園原來是燕京大學的校園。』新聞系校友何寶星說。20多年來,他一直負責編輯《燕大校友通訊》,在校友寄來的文章裡,他會隔三岔五地發現類似的『抱怨』。
在他看來,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於懷,是因為他們『戀舊』,而人們對燕園的無知,則很大程度上是『宣傳上出了問題』。在最新一期為90周年校慶編輯的集子裡,有人指出,當年黃昆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後,官方發布他的簡歷時,對黃昆在燕京大學的學習經歷只字不提,這讓不少校友難以接受。
『一說是燕京大學畢業的,革命乾部都討厭我,不願意要我們這些人。』當45學號和46學號的校友在臨湖軒座談時,一位校友這樣說。他在畢業後的前30年裡,不敢說自己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臨湖軒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時的居所,在這裡,他曾為燕大校友冰心證婚。也是在這裡,這位校長一年又一年親自迎接新生。68年過去了,蔡公期至今記得當年的情景。
『歡迎你,蔡公期。』在臨湖軒前的草坪上,65歲的司徒雷登握著蔡公期的手說。校長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讓這個當時只有19歲的年輕人受寵若驚。新入學的300多名新生,司徒雷登不僅與他們握手,還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姓名。『那時,人們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見他在這件事上是多麼用心!』蔡公期感嘆道。
45學號的趙寰與這位校長握手,則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過,這個興奮的年輕人和他的同學當時並沒有想到,正是這一次『罪大惡極』的握手,讓他們在此後的歷次運動中,都難以幸免地背上了『親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從燕京大學參軍,後來創作了電影劇本《董存瑞》。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問世後,和他一起參軍的燕大學生被告知,『誰跟司徒雷登握過手,都要交代』。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參加革命的女學生,她們有人不僅跟司徒雷登握過手,還在聖誕節跟他跳過舞。報紙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們就得檢討。
如今,再次身處臨湖軒,他們剩下的已經只有感慨:『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甲子,我們活下來了。』
趙寰更是在座談開始之前,專門在司徒雷登當年與自己握手的入口處,拍了一張照片留念。60年前,在燕大讀書期間,正是由於他的通風報信,一批上了國民黨黑名單的燕大學生,逃過了國民黨的一次大逮捕。他也因此被認為是『地下黨員、反蔣青年』。
『其實什麼都不是,就是看不慣國民黨搞的那一套。』60年後,他依舊盡力澄清老師和同學們當時對自己的誤解,只求『實事求是』。5年前,他到美國訪問,接待他的正是燕大畢業生,而對方當年是支持國民黨的。但兩人見面,已只剩下『天下燕大是一家』的親近。當年政見迥異的人們,現在相遇時如見親人。
『過去觀點不同,但不影響現在交往。』何寶星經常收到校友們的回憶文章,對此深有感慨。
而趙寰則指著臨湖軒的窗外,提高了嗓門說:『在這個比大觀園還要大觀園的燕園裡,我們腦袋瓜子裡面灌輸了不少自由民主的東西。』
『政治上見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問起什麼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會這樣回答。而入學時校長跟新生握手,也被不少校友視為燕京大學『平等』精神的一個標志。
對蔡公期來說,這種『燕大精神』影響了他整整一生。在與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後,他成為北京二中的校長。在迎接4個班200多名新生時,他也會一一記住他們的名字,並握手歡迎他們。直到後來班級增加到8個,學生接近500人時,他纔不得不停止。
在老人們眼裡,『自由』精神則從燕京大學一建校就已經開始。司徒雷登一上來就廢除了『學生參加宗教儀式』的規定。學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課,但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裡,可以讀到英文版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清華的地下黨要過組織生活時,不少時候會跑到燕京大學校園裡來。而斯諾的《西行漫記》,也可以在燕京大學裡小范圍宣講。
在燕園之內,各種團契(意指社團)相當多。『一些團契「很左」,一看就是共產黨,原來真是共產黨。』趙寰笑道。即便如此,他們也可以在這個教會大學的校園裡自由活動。何寶星回憶,各個團契『政治上見解不同,但並不因此影響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戰期間,有200多名燕京大學學生選擇了奔赴解放區,另有數百人選擇到重慶大後方,但不管學生選擇去哪裡,司徒雷登都會接見他們,為他們餞行,並給予同樣的路費資助。在蔡公期看來,司徒雷登這樣做是堅持他創辦燕京大學時的目的——『要為中國培養有用人纔』。
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1937年,北平淪陷之後,司徒雷登把校訓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務』,直到1945年纔恢復。這期間,蔡公期曾隨燕京大學南遷到成都。在蔡公期看來,校長這麼做是因為他明白,人只有獲得自由,纔有獲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京大學的6年裡,蔡公期也充分體會到這種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學醫預系後,被查出患肺結核病,推遲一年入學。入學後,他在醫預系學習不久,便又轉入化學系;在化學系學習一年後,他又轉入社會學系。『這樣自由轉系,在今天的大學裡可以想象嗎?』他反問道。
轉到社會學系後,他發現,老師會鼓勵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到北京的天橋上,去調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狀況。『那時候是真正的學術自由。』燕京大學校友黃華在回憶燕大生活時,曾這樣向蔡公期感嘆。
有關燕京大學的歷史,被漸漸淡忘
但燕京大學的辦學歷史到1952年終止了。
1949年8月,司徒雷登離開了中國,他不久前歡送到解放區的學生則重新回到了燕園。46學號的黃宗洛回到燕京大學,給校友們表演了戲劇《血淚仇》和《劉胡蘭》。何寶星回憶,見到同學們時,黃宗洛告訴對方,『叫我「黃河」。』『黃河』是他為自己新取的名字。也正是在演出那場《劉胡蘭》時,何寶星和他的同學們,第一次見到了真鍘刀是什麼模樣。
接下來大家開始忙著『三反』、『五反』、『下鄉土改』。1951年,在校的學生們,開始批斗當時的校長陸志韋。
到了1952年,開始院系調整,燕京大學的各個院系被調整到其他幾所大學,校園則成了北京大學的校園。有關燕京大學的歷史,也開始漸漸被淡忘。
校友會成立後,前些年聚會時,幾乎每年都有人提議重辦燕京大學。不過越來越多的人也認識到『大勢所趨』——『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錢,誰來辦這個學呢?叫別人來辦,那還是燕京大學嗎?更何況在燕園裡面,北大學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園裡曾經有個燕京大學。』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裡,這分記憶,正變得越來越濃。
蔡公期至今難忘司徒雷登那『學者的風度、長者的親切和教育家的風范』。『在燕大33年的辦學歷史中,注冊學生9988人。其中培養出院士53人,各個學科奠基人91名。』因為編寫燕大校史,蔡公期對這些數據已經爛熟於心。最近這些數據又得到更新,因為一名校友剛剛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回憶了。』何寶星說。《燕大校友通訊》最初只有32頁,一年出一本;如今,已達到100頁,一年需要出三本。稿子越來越多,這也讓何寶星為難。不僅如此,他每期還需要留出越來越多的版面,來刊登校友的訃告和悼文。而校友通訊也從一開始印刷3000多份,降到現在的2400多份。
有些通訊也無法寄達校友的手中。寄給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母親趙蘭坤的校友通訊以往沒退回過,但最近這次被退了回來。
老校友們大多不會上網,為了及時傳送稿件,往往需要委托兒女從中幫忙。在與校友的兒女們打交道的過程中,何寶星也能明顯感覺出對方的不耐煩,這偶爾也會影響何寶星的情緒。
但他已經看得很開,『代溝已經形成,觀念不同了』。他發現自己的兒孫們,也很難對燕京大學產生興趣。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孫女,對燕大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
盡管當年根本沒有上過政治課,這些老人依然非常關心政治,校友們聚在一起時,談論的多是國際問題,他們戲稱『好像在開聯合國大會』。但他們無奈地發現,身邊這些在大學裡沒少上政治課的年輕人,『更多關心的卻是吃喝玩樂』。
90周年校慶這天,不論是在臨湖軒裡座談,還是在貝公樓下寒暄,多年未見的老校友們談論的依舊是『制度問題』和『國家形勢』。
一位81歲的校友走進貝公樓,從輪椅上下來,推開前來攙扶他的兒子,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扶著欄杆爬上二樓慶典現場。總共24級臺階,他足足爬了10多分鍾。他的兒子則拎著輪椅,在老人的身邊顯得有些尷尬和不解。
或許只有老人自己,纔能體會燕京大學究竟給自身烙下了怎樣的印記。只是這一群老人,最年輕的也已經75歲了。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