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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中考失利的技校生,逐步成長為全國重點大學的研究生,鄭浩生走過的路不平凡,他的拼博精神讓人感動,令人欽佩。雖然『走這條路,更多的是出於個人理想和追求而做出的選擇』,但通覽其奮斗歷程,他考研的原始動力卻源於迫切需要通過『考研』來改變技校生身份,從而不被歧視。他的『執著』之中不乏『無奈』。
試想,如果鄭浩生的就業路上沒有坎坷,他憑自己的一技之長也能贏得別人的尊重,獲得滿意的報酬和相應的社會地位,他還會死心塌地地讀本和考研?透過鄭浩生個案,我們思考得更多的是,誰能給職校生帶來希望?怎樣纔能消除對職校生的歧視?
人的一生,希望是帆,理想是船。有了理想,人纔有奮斗的目標;有了希望,人纔有拼搏的動力。而恰恰這兩個最基本的人生要素成為當今技校生們的奢望,最終導致了他們的迷惘。入讀職校之前,他們頂著別人寧願集資走進普高大門,也不願免費就讀職校的壓力,無可奈何地接受了人生選擇的挑戰;進入職校以後,他們看到的是老師的『同情』和同學間的自嘲;而等到走出校門,則會有更多的歧視在等著他們,同工不能同酬,同樣的能力不能平等參與競爭,很多的就業招聘甚至戶口政策都與學歷掛鉤。無數的實例都在『教育』職校生們千萬不能搭錯車、走錯門。
同樣的職校畢業生,4級汽修工在澳大利亞的收入遠高於『吃皇糧』的中學教師。由於職業教育在澳大利亞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因而從事職業教育和就讀職業院校都沒有低人一等之忌,這是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得以發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消除對職校生的歧視,必須要在制度層面上予以『治本』。在澳大利亞,人們能夠獲得一份工作的前提是必須首先取得TAFE學院(技術和繼續教育學院)頒發的職業教育與培訓證書,即便是本科畢業,如果沒有獲得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也不能直接就業。而在我國,就業准入制度的形同虛設早已讓人習以為常。始終處於買方市場的用人單位,可以在任何時候招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人纔或勞動力,因而對專業技術人纔的培養也就沒有任何的興趣,對職業教育的辦學沒有任何的責任,即使是『校企合作』,也大多是做做形式、走走過場,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職教要發展,社會各界對職教的歧視必須要消除。不僅在招生環節上不要人為地將職校限制在普教之後,在教育環節上讓學生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而且在畢業後要讓職校畢業生能夠『體面』就業、優工優酬,並讓他們能夠擁有與昇學深造和獲取學位相接軌的特別通道。惟有如此,職教方能迎來春天,職校生纔不必艱難地去擠『考研』這座『獨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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