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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中心是大觀園,而大觀園的真正命脈是沁芳溪,“沁芳”二字纔是《紅樓夢》全部之核心。
這是一位普通的耄耋老人。
4月14日,他迎來了94歲壽誕。這一天,有鄉友特意從天津趕來祝壽,也有遠在四川的昔日學生送來了祝福。這讓老人很興奮,平日裡除了仰慕者的偶爾登門外,老壽星的晚年頗為安靜。
在坊間,他被稱為“當今中國紅學第一人”。這位曾因胡適提攜而走上紅學之路的世紀老人,一生著作等身,原本他的晚年應是高朋滿座、鮮花不斷的。可事實上,因為論述之爭,自八年前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退休後,老人周汝昌僅在正統的中國紅學會保留一個“顧問”的頭銜,完全脫離了“組織”的庇佑,在其壽誕的時節,那邊連一句話的問候都沒有。
“我一直都是單乾。”周汝昌談及此倒是頗為大度。只是,偶爾仍是會流露出一絲的期待,“我需要助手啊。”
過去的近30年中,周汝昌雙目失明,雙耳幾近失聰,加上行動不便,大多數時間都呆在北京城東的一方斗室內。但外界並沒有忘記他的存在,近些年周汝昌仍以驚人的速度接連推出了他的紅學新著。
周汝昌自有其獨特的著述方式,每天他“停不下來的就是思考”,爾後將所思所想口述出來,經其子女整理後交出版社刊行於世。近年在國內紅學界引發關注的《紅樓奪目紅》、《周汝昌校訂批點石頭記》等著作莫不如此。
他最新的一本著作是《紅樓新境》。這是他最近三年間的口述成果,由其子周建臨整理成書。不能“外看”,所以“內視”特別好。
周汝昌的家在北京城東紅廟,一套普通的三居室。這一帶全部是老式的居民樓,大多建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自1979年開始,周汝昌就居住於此。屋內陳設極為簡陋,雜亂的書籍幾乎佔據了全部的空間。
每天上午,是周汝昌一天之中精力最為旺盛的時段。一般,他會讓兒女們先為他讀讀報,稍加思考後,他開始口述。
本刊記者的探訪就選在這個時段。在近兩個小時的采訪過程中,年近百歲的老人思路清晰,反應極為敏捷。每每答完一段,他都特意地大聲說一句“謝謝”。
一談起《紅樓夢》,老人就顯現出極好的興致,念出“胭脂鮮艷何相類,花之顏色人之淚”一句詩時,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發出爽朗的笑聲。
剛提及最新的著作(《紅樓新境》),周汝昌就興之所至地為本刊記者口佔一絕:《紅樓新境》境何如?深勝淺浮細勝粗。甚解不求誰解味,四面歧路更同途。
《瞭望東方周刊》:新書取名《紅樓新境》,是說您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嗎?
周汝昌:如果說有石破天驚的大發現,那就太狂妄了。我只想借新書表達自己的一個願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紅學推上一層樓,開創新的局面。
《瞭望東方周刊》:這本書是怎麼寫出來的?
周汝昌:我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這麼多的思想、頭緒,可以說文思泉湧,總是有新想法、有新的思考。我行動不便,聽不清、看不見。因為不能“外看”,所以“內視”特別好,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假設、揣摩,我有很多東西想要表達出來。如果讓這些隨著煙雲化為烏有,我覺得挺可惜的,所以決定還是寫出來。
《瞭望東方周刊》:這樣寫書是不是異常艱苦?
周汝昌:最麻煩的問題是,我沒有助手,只能靠兒女幫我記錄、整理。他們累得夠嗆,每天往返幾個小時過來照顧我。到了我這裡,還有很多電話、郵件、各種雜務等著,有時候可能連一個字都寫不了。我這本書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書裡的語言表達水平、行文結構都不是如我所願的。我希望國家能夠對我多點關心,那麼我就如虎添翼了。
“沁芳”是《紅樓夢》全書核心
1953年,周汝昌出版《紅樓夢新證》。此前,紅學界尚沒有一部著作對曹雪芹及其家世進行過如此細致的考證工作。
該書幾乎奠定了後世紅學研究的基礎。甫一出版,迅疾引發震動;尤為關鍵的是,此時的紅學研究已經超脫學術本身,開始與政治息息相關。此後,周汝昌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一系列的紛爭中去。
直至“文革”結束,周汝昌的紅學研究纔又一次回歸學術本途。他將紅學構建為四大范疇,即曹學、版本學、脂學和探佚學,尤其是晚年在探佚學發力頗多。所謂探佚學,即指正後四十回為高鶚等偽續,追尋《紅樓夢》真本,探尋後三十回的真相(周汝昌主張《紅樓夢》實為108回)。
近年,周汝昌在出版的數十部紅學著作中,曾先後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其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異議。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沈湖而死”;“金玉奇緣”說的不是賈寶玉和薛寶釵,而是指賈寶玉最終與史湘雲的結合,等等。
在這本《紅樓新境》中,周汝昌總結近年的感悟所得,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瞭望東方周刊》:在新書中,您特意將林黛玉所作的三篇長歌行集納成“誰憐詠絮纔”的專欄,用意何在?
周汝昌:我曾把整部《紅樓夢》的大結構分為三個方面來解說,即家亡、人散、詩格局。我接觸《紅樓夢》時年齡很小,看不懂也讀不下去,直到15歲讀初中時,買到一本廉價的鉛字排印本《紅樓夢》,這纔比較認真地細讀下去,而真正讀入的還是詩詞。我覺得這些詩詞寫得真美,很快幾乎就能背誦下來。同時我偷著嘗試寫到自己的詩詞裡,當時學作的詩大多忘了,只記得有兩句:“春風傳意水傳愁,花自飄零水自流。”
直到今天我寫這本新書時,還專為林黛玉的三篇長歌行設立一個專欄。可見七十多年過去了,這三篇長歌行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沒有變。
我原計劃把《紅樓夢》裡的詩、書、畫、禮、樂、禪、道、情等分別作為幾個大篇章,寫一本正規的學術書,闡述《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發展的關系,但一直未能如願。在這本新書裡,我只是把長歌行作“引子”,擺在這裡讓讀者先了解一下。
“引子”的作用是要告訴讀者,《紅樓夢》的中心是大觀園,而大觀園的真正命脈是沁芳溪,“沁芳”二字纔是《紅樓夢》全部之核心。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麼這麼說?
周汝昌:專欄的第一篇是解說《葬花吟》,它是《紅樓夢》的靈魂、命脈。作者的感情對著落花和流水觸景傷情流露出來,卻寄托了無限的愁緒。花與水的相連,是人們對於良辰美景、美好人生容易逝去的感懷。
王實甫的《西廂記》中寫“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把一個古代少女孤獨寂寞的心情展現得無以復加。我突然悟到,哎呀!“沁芳”就是“水流紅”,“沁芳”者不就是把“花落水流紅”這五個字又濃縮了嗎?這又比王實甫的曲文更加簡淨、豐厚,令人咀嚼,玩味無窮。
我對“沁芳”的感悟可以用一首小詩來總結:殘春無語怨東風,萬點飛花錦繡重。一展西廂心已醉,沁芳原是水流紅。
我不敢說全部讀懂了《紅樓夢》
周汝昌是受其四兄周祜昌的影響偶然踏進紅學研究大門的。
周祜昌曾研究《紅樓夢》版本多年。1947年,時就學於燕京大學的周汝昌收到四兄寄自天津的信函,言及他看到胡適之新近的一篇談紅樓夢的文章,提到敦誠、敦敏系曹雪芹生前摯友,囑咐周汝昌幫忙查證。
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學圖書館,果然在敦敏詩集中發現了一首《詠芹詩》。興奮之餘,周汝昌將這一發現撰寫成文,題名《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於1947年12月在天津《民國日報》副刊發表。
自此,周汝昌正式踏足紅學研究。他在曹雪芹身世研究上接續發力,開始投入到《紅樓夢新證》的寫作之中。
1953年,《紅樓夢新證》出版,由此奠定周汝昌在曹雪芹身世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
如今,60年過去,周汝昌仍不認為自己就全部讀懂了《紅樓夢》,僅僅是“弄了60年纔有了點信心”。在他的眼裡,《紅樓夢》不僅僅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那麼簡單。晚年的他,不厭其煩地普及他的主張:“紅學是中華文化之學。”
《瞭望東方周刊》:在新書中,您講到對林黛玉的《桃花行》仍有許多不解之處,“不解”在哪呢?
周汝昌:我讀《桃花行》總有一種意外驚奇之感,不解之點甚多。例如《葬花吟》中有“落絮輕沾撲繡簾”,那時節正是桃飄李飛,和“簾”沒有交涉。這時突然出現了“桃花簾”這個新名目,所以感到意外。
裡面有一處是寫女詩人的夢境,講她竟然跨出了小院的院門,來到了一處有許多桃花的所在,“桃花落葉亂紛紛,花綻新紅葉凝碧”。這詩篇幅不算太長,卻有好幾個層次的“進程”,且都是很少進到的境界,誰也沒有料到她下面忽然接上的是“霧裹煙封一萬株,烘樓照壁紅模糊”。這兩句十四字,可把我驚到了。
小院以外的“桃花落葉亂紛紛”夠多了,但也絕對夠不上一萬株呀!可這一疑點卻也是全篇的轉折點,這十四個字沒有再加發揮,很快又回到詩的前面去了,且回到的不是小院卻是臥室:“天機燒破鴛鴦錦,春酣欲醒移珊枕;侍女金盆進水來,香泉蘸影胭脂冷。”
這又如何理解呢?唯一的可能就是方纔的那十四個字乃是女詩人的一種夢境。這個夢境如何解說暫且放下,她從夢中醒來,丫環已經送來水來,要她起床梳洗打扮。她低頭一看,胭脂都把盆染紅了,隨之就有了“胭脂鮮艷何相類,花之顏色人之淚。”
《瞭望東方周刊》:今天已經很難有人像您這樣來研讀《紅樓夢》了吧?
周汝昌:毛澤東說(《紅樓夢》)看一遍不行,最少要看三遍,後來又說“要看五遍纔有發言權呢”。依拙見,如果離開《紅樓夢》研究的四大分支(曹學、版本學、脂學和探佚學),想讀懂《紅樓夢》是五十遍還是五百遍都不確定了,你可能再看多少遍都無濟於事。
有人說你弄了60年,(弄)紅學纔有點信心,別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潛心研究,就不能懂《紅樓夢》了嗎?這樣的話問得語重心長!要想讀懂《紅樓夢》可見是個大難事啊。就像你所問的那樣,說明你對紅學的未來充滿擔心。
首先,沒有必要懮心忡忡,我們應當對未來抱有信心。如果說永遠沒有人讀懂,或者說在未來兩三百年沒有人懂,那麼曹雪芹枉費心血,太可憐、太可惜。我們這麼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讀懂,這能信嗎?
第二,也要承認此事之難。否則毛主席怎麼會說出那樣的話呢?這絕非偶然現象,要耐心等待。古人說,“鳳鳥至,聖人出” 。鳳凰出來是最大的吉祥象征,可多少年纔有一次這樣的情形呢?!三年嗎?五年嗎?這問題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