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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手頭有兩個版本的說詩詞的集子:其一是《詩詞賞會》,廣東人民出版社87年版,定價五元九,豎排小開本;其二是《千秋一寸心》,中華書局06年版,定價二十八元,橫版十六開本。19年間,世事變幻如這本書的定價與排版。然而不變的也有,這兩本書都是出自於同一位詩詞大家周汝昌老先生之手——盡管他更多的以紅學名世。這似乎暗示了一件事:那個時代並未遠離,只要這一輩學人依然存在著,不管是存在於現實還是文字,那個時代會一如潮水,不時的拍打我們立足的堤岸。
周老詩的詩詞之說是性靈之說。他不會條縷清晰的去羅列什麼主題手法,不會去高屋建瓴的構建什麼理論體系,更不會扯一些不著邊際的諸如本體論、詩的物性論之類佶屈聱牙的鬼話。他只是就著那筆致情思,順著那起承轉合的氣韻,談他的感受,有話則多說,無言則沈默。比如談少游的《滿庭芳》,就“山抹微雲”的“抹”字洋洋揮灑了三頁,而詞的下闋就匆匆幾筆談過。如是於不可行處止,是禪宗遺風。
情趣亦是周老說詩詞的難得。他談及唐賢宋達,語氣如談及隔壁補鞋的王二,與前人同悲喜,共呼吸,激揚處大汗漓淋,幽咽處語帶哽澀。但若一味沈醉,我注六經,那極易入了野狐禪;周老更為人拍案的是能在動情處跳將出來,額外談一番遣詞造句謀篇布局的功夫。這一疏一宕,一開一合,又更見學養。比如他說老杜的《丹青引》,半是喟嘆半是評說,在兩個極致來回搖擺,行文轉換卻毫無凝滯。如此的風雅神筆,我在別家那裡未見。
二
性靈與情趣,便是當下的古典文化教育所匱乏的。然則時代使然,不能多怨。周老於詩詞一道,師從顧隨先生(顧老字羡季)。二者卻又非傳統意義上的師徒關系,顧隨先生任教於輔仁大學,周老年輕時求學於燕京大學,兵荒馬亂的年月裡,周老一生登堂面聽顧先生的課也僅僅三四次。二人平時的傳道授業,多托於書信。讀他們的書信,絲毫不覺是師徒,反如平輩之間的交心:顧先生在信中,每每稱呼這個比自己小21的年輕人為“玉言兄”(周老字玉言);兩人之間的書信也很清寂,寥寥幾語,也只做些觀念上的探討,多的是詩詞的唱和。詩人之間,言語大略是多餘的。顧先生的信件,周老那裡保存完好,周老的去信卻盡皆散軼。河北教育出版社今年初出了本《顧隨致周汝昌書》,雖只有一人獨舞,可當年的雙星並輝的盛況,也由此依稀可見。
顧先生桃李滿天下,葉嘉瑩先生(號迦陵)亦是他的弟子。迦陵先生論詞,同樣承襲了羡季一脈的靈性特點,沒有冬烘的酸腐。只是迦陵先生自45年起躬耕杏壇迄今,為文不免抽絲剝繭尋章摘句的學究特質。而且她帶入了西方結構主義的些許觀念,把吾國的詩詞,放到了大的語境下去讀,建立了一些詞學譜系,堪稱大智大勇的舉動。迦陵先生是學者論詩詞,周老則是詩人論詩詞,雖毋分高下,可閱讀的愉悅,畢竟不同。
三
我一直以為,民國是古體詩詞不下唐宋的一個高峰,世道雖亂,人心卻安定的很。大師燦若群星:做考據和詞話的有俞平伯、錢鍾書、夏承疇、王國維、龍榆生、唐圭璋……寫詩詞的有陳寅恪、聶紺弩、楊憲益、張伯駒、顧隨……都是學究天人的超絕人物。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須和他的《人間詞》一同參看,不懂得“百尺朱樓臨大道”去談什麼“有我”“無我”,殊為皮相;唐圭璋窮經皜首,編纂出《全宋詞》堪稱無量功德,市面上《宋詞三百首》版本之多泛如蠅蛆,唯有他箋注的《宋詞三百首》讓人手難釋卷。
聶紺弩與陳寅恪的詩作橫亙了其一生,他們的詩作可稱詩史。聶詩更多的是個人悲劇性際遇的感懷,折射出時代的苦楚與荒謬。陳詩的格局更大,也更難讀,用典晦澀,行文隱晦,彼時不少冷眼看世的詩句後來再看,都是犯了忌諱的。我讀聶詩陳詩,感觸遠比讀老杜來的深刻真切,一切隱隱與我們面對的苦難現實有所貼合。“亂世文章不值錢”,盛世文章,難處更多。
中國的詩,那是大可寫的。領我入這門的,便是周汝昌老先生。慚愧的是,周老作為主業的紅學著作,我卻一本沒讀。周老的那本書名為《千秋一寸心》是何意?除了出自老杜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周老還有他的闡釋。我便把他的話,原封不動的抄下,作為此文的結尾:“以我之詩心,鑒照古人之詩心,又以你之詩心,鑒照我之詩心,三心映鑒,真情斯見;雖隔千秋,欣如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