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雲"客戶端 |
|||
2013高考招生在今夏的熱浪中落下帷幕,但有關高招的話題仍在繼續。
今年,北大、清華不約而同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向約定俗成說“不”,無疑成為今年高招的亮點。而這,或將成為中國高校在招生錄取方面進一步走向“成熟”的開端。與此同時,招生中的一些老話題,比如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減少、重點大學指標投放屬地傾斜等,仍是公眾關注的焦點。
新現象:高校由被動“錄取”向主動“招生”轉變
6月初,北大招生辦公室主任秦春華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北大明確拒絕了少數企圖向北大索要巨額獎金、進行討價還價的所謂“狀元”。他同時表示,北大今後將不再發布一切與“招生政績”相關的數字化指標。而此前,這個時間段各高校往往正致力於“搶奪尖子生”“預約准狀元”。在往年比拼狀元數量、以高額獎學金吸引狀元的背景下,此舉可謂一大變化。
6月26日,清華大學四川招生組在微博發布消息稱:“清華堅決抵制四川的體育加分”。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舉成為高招過程當中最熱的新聞。這是我國高校首次公開拒絕某一個地區或某一類加分,向已經被腐蝕的一項制度說“不”。與往年錄取認加分,專業認裸分的軟性對抗相比,顯示出中國高校在錄取過程中開始主動明確自己的主張,可謂另一大變化。
“‘招’這個字在漢語中是主動性用語。‘招’者,‘呼’也,含有‘呼喚、吸引’的涵義。但實際上,在恢復高考以來的30多年裡,大學招生部門所做的工作,基本上不是主動地去‘招生’,而是按照各省招生考試部門提供的高考分數被動地來‘錄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校招生辦公室名不符實,可以將其改名為‘高校錄生辦’。”秦春華對高考招生錄取工作別開生面的闡釋令人深思。
秦春華說:“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招生也好,錄生也好,二者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學生都是通過參加統一高考進入高校的。他們基本上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被選擇——不是被這所高校選擇,就是被那所高校選擇,而且只有一次機會。如果高考分數太低,那就不可能被任何一所高校選擇。但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生有了選擇的權利。即使他已經被一所高校選擇了,但他依然可以放棄並選擇另外一所高校,甚至選擇境外乃至國外的高校。同樣,傳統封閉環境下高校之間並沒有多少生源競爭壓力——即使有也可能很小。但在開放環境下高校之間的生源競爭壓力可能會一下子變得非常大。這種壓力迫使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學生最適合北大培養?或者換句話說,北大招收學生的標准是什麼?”
從以分數衡量到思考本校招收學生的標准到底是什麼,高校招生工作在內部外部壓力下開始慢慢地轉變。也許正因為此,今年相比往年,很多大學對於香港高校以及境外高校搶生源、搶狀元不再那麼敏感,相關新聞也不再惹眼。
北京理工大學招生與就業工作處處長李振鍵說:“今年招生過程比往年更加規范、平穩,因為招錄的許多政策制度,比如陽光招生等,更加規范成熟。”
舊話題:農村生源為何與重點大學漸行漸遠?
2013年北大在全國22個省市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投放專項計劃60個,圓滿完成招生計劃,較2012年翻了一番。秦春華介紹,所有錄取的考生均來自縣級及縣級以下中學,其中38名學生為農村戶籍。
秦春華這裡所說的招生計劃是指教育部出臺的全國重點高校面向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招生計劃。此計劃作為教育部向貧困地區傾斜招生的“重拳”,今年名額由去年的1萬名增至3萬名。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各重點高校都不打折扣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然而,傾斜力度加大並沒有消除公眾對重點大學農村生源越來越少的懮慮。經濟落後、教育資源相對稀缺地區的農村學生,仍然是高等教育中的弱勢群體,有媒體稱之為高考“盛宴旁的看客”。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生源在大學的比例由“班裡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到“不足三成”,到更少。這中間固然有城市人口迅速膨脹的因素在,但是在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城鄉差距被拉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的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佔總人數的17%。而該年度全國高考考場裡,全國農村考生比例是62%。
“西部偏遠農村地區,好中學太少了。”當記者問及為何招生中錄不到農村生源時,李振鍵無奈地說。北理工今年也完成了教育部“重點高校面向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招生計劃”。“從北理工的實際錄取情況來看,傾斜計劃招的學生分數大概比這一地區正常考上北理工的分數低10分左右。從學生素質來講,10分可能差距不大,但是在高考錄取中,10分差別就非常大了,尤其現在實行平行志願,學生的分數之間距離特別近。如果沒有傾斜政策,10分之差,肯定沒有辦法錄取到的。”李振鍵說。
高考研究專家、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與研究院教授張亞群說:“近些年來,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源減少,受多種因素影響,與我國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基礎教育發展狀況、高校招考制度變革密切相關。首先,農村教育發展水平落後於城市,農村考生的教育水平難以與城市考生相比,這就增加了考上重點大學的難度。其次,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全面推進,以及‘新高考’方案的實施,農村考生的高考競爭力受到一定削弱。此外,十多年來,重點大學的自主招生改革,主要是以重點中學考生為選拔對象,也不利於農村考生的公平競爭。”
張亞群說:“在高考招生中,實施對中西部農村考生的傾斜政策,對於提高重點大學的農村考生比例,有積極作用。但是,解決農村生源難進重點大學的突破點在推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保障考試公平競爭。”
頑癥:錄取指標投放屬地傾斜是無解的難題?
雖然重點大學在各種招錄政策中都努力向西部偏遠農村地區傾斜,但是比起另一種傾斜——所屬地招生指標投放傾斜,這些努力顯得很無力。當然此二者成因不同,不能直接放在一起比較,但是,在重點大學大多數地處大城市和東部發達地區的背景下,屬地指標投放傾斜政策無疑也成為“重點大學農村生源越來越少”問題產生的一個推力。
以北大為例,2013年,北京大學校本部全國招生2651人。據中國教育在線報道,北大在京一批次實際錄取205人,提前批次共錄取28人,共233人。而該校在寧夏、陝西、新疆三地錄取共計222人,此三地均是北大今年錄取指標增加的地方,寧夏28人,陝西120人,均為歷年錄取最多,而新疆招生人數也已經比去年增長了40.7%。
北京2013年參加高考的人數約為7.3萬人,寧夏約6萬人,新疆近16萬人,陝西為36萬人之多。如果用招生指標除以報考人數,以上四個地方的學生考上北大的可能性差距非常大。由於地區教育發展不均衡,實際情況不能簡單以比例來算,但是,外地考生上地處北京的高校要比北京考生費更多的力氣是不爭的事實。
重點高校所屬地招生指標投放傾斜,是由來已久的一個狀況,也是爭論幾十年的頑癥。北京大學經常被拿來做各種計算比較的案例,但事實上,北大在這方面並不是最嚴重的案例。
目前,屬地招生計劃比例最高的重點大學是浙江大學,由於多校合並的特殊原因,浙大在浙江本省的招生人數接近其全國招生計劃總數的60%。
記者從北京某高校了解,該校在全國其他地方所招到的學生均是全省排名1000多位到2000多位的學生,但是在北京招到的學生則排名在3000多位甚至4000位。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曾對本報記者分析這一問題,他說:“目前指標分配狀況一定程度上是由歷史原因導致的。新中國成立後新建部屬高校多半都建立在行政部門所在地,比如北京。大城市在土地、財政等方面給予高校支持,同時要求高校在招生錄取指標投放上給予‘回報’,這是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現實。後來教育部出臺政策,各重點高校在所在地指標投放不能超過年度全部指標的30%,狀況稍有好轉。但是對於北京來講,由於高校集中,每個高校不超過30%,總體指標數量仍然遠遠超出全國其他地方。現在每年高考指標投放隨人口比例一直動態調整,但並沒有整體性方案。但是,大幅度的調整又會影響錄取率,因此一步到位很難。”
地方財政大量投入,拒絕回報不公平;重點大學是國家級的大學,教育欠發達地區學子在高考競爭中本就處於不利位置,再加上屬地指標投放傾斜,也不公平。孰是孰非?難以定論。
2008年,教育部曾要求各部屬高校在屬地的招生計劃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過30%的應逐步回調至30%以內。但是目前,不少部屬重點高校都成為教育部與當地政府共建的大學,獲得了當地政府的配套辦學資金,地方“省部共建”的配套資金已經成為學校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降低所屬地招生比例的困難在無形中又有所增加。
張亞群說:“在京、滬等高教資源豐富的地區,屬地招生過多問題突出。有的部屬院校因為合並了地方院校,因而增加在本省招生指標,這類情況應具體分析。總之,部屬院校主要是國家財政投入,在招生指標分配上,必須兼顧區域教育公平,纔能適應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
“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張亞群同時表示,“必然涉及重點高校的布局調整、生源競爭等問題,需要漸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