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江蘇各地陸續推出高考改革措施，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所謂專家在批判同時也紛紛支招：重要的是錄取，學習美國給學校放權，自主招生，多元錄取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及相關文件中對高考改革思路早有規劃已經有描述，即考錄分離：在考試上，考試社會化，一年多次考；在錄取上，多元錄取，同時要兼顧公平。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總是很難的，尤其是錄取制度，即按什麼尺子錄取學生。這類批判與支招的人中，最有市場的就是學習美國，不唯分數，多元錄取。對此，我不敢苟同。

　　先不說美國並非我們想象的那般多元，還是分數第一，分數是基礎。關鍵是這種錄取改革思路的前提，就是那些尺子，或者說，那些“元”必須是真實的。

　　現在的中國能做到嗎？答案是否定的，實踐更是無情地否定了。

　　從原則上講，我們的高考從來就不是“唯分數”錄取的，很早就有多元錄取的實踐。1983年起，我國為彌補只看文化課分數錄取的不足，就推出了保送生制度，後來不斷豐富，陸續推出各種加分政策。比如上世紀80年代，省級優秀三好學生、優秀學生乾部，均可以獲得加分，其本質就是走多元錄取之路，只不過為配合我們的錄取方式，把這些“元”——分數之外的東西以一定量化的分數，加權到文化課分數中，以調整修正唯分數錄取不合理不科學的一面。

　　出發點是好的，但現實是殘酷的。保送生制度、各種特長加分政策，因為權錢交易和人情交易，出現了太多作假問題，社會輿論一片喊打聲，紛紛要求取消。教育部也因此曾短暫取消保送生制度。

　　比如當初省級三好學生有保送資格，於是一些省市省級三好學生泛濫。大學錄取中不得不規定省級三好學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級三好學生中位列前3%的優秀省級三好學生。再比如對少數民族的保護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換算為加分，於是很多假的少數民族學生就會出現。在重慶，當年高考狀元被證實少數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錄取資格。在西部某省，竟然出現90%以上的加分是因為少數民族。顯然，各級民委出了問題。同樣，二級運動員可以獲得加分，於是各級體育部門在二級運動員的審核上就出現普遍性的舞弊，冒出了很多“偽”二級運動員。

　　忍無可忍之下，2013年清華大學公開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級運動員加分我們不予考慮，請填報志願時謹慎考慮。當媒體批判清華大學歧視四川考生時，清華大學招辦負責人理直氣壯地公開回應：我們還沒有遇到一個四川考生在我們這裡檢測過關的。清華大學的回應讓媒體與社會輿論尷尬收場。

　　這些年高考錄取改革中，取消或減少保送生，減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絕大多數共識的措施與方向，為什麼？

　　中國目前的現實環境就是這樣，我們不僅僅是缺乏誠信問題，而是缺乏誠信文化問題，而是作假成本太低的問題。作假、舞弊泛濫，這和目前網絡大V造謠本質是一樣的。

　　事實上，美國人的大學錄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國缺乏誠信文化的挑戰。假材料、假成績單，讓美國大學頭疼不已，“中國式難題”成了美國大學錄取中的一道難題，甚至業界流傳一本如何識別中國學生作假的“紅寶書”。去年，美國一所高校的一個負責人因涉及中國學生作假，在辦公室自縊身亡。今年年中，新西蘭也查實299名中國學生在申請學校時作假。

　　試想，如果我們真的大規模推廣美國模式，強調多元，強調看推薦信，看其他佐證其能力的材料，結果會是什麼？一定會重蹈加分與保送生的覆轍。很多人的成績單都非常漂亮，每一個的材料都是光鮮的，獲獎證書無數，推薦信充滿溢美之詞，讓學校無從辨別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的能力的，大多會是非工薪階層，是錢權交易。高考改革的基石，公平就被徹底摧毀。

　　目前的高考錄取政策有其不足，比如衡量的科學性，地域的公平性等等，我們必須承認，應該去改革，但高考的改革，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實際國情、文化，立足於公平。否則，這些措施帶來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也更具破壞性。

　　更重要的是，許多理論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響力，危害就更為巨大。因此，那些有所謂社會影響力的專家，更需要謹言，不能只是為搏名而去罵：你是專家，更需要負責，而不能像一般老百姓那樣，否則，與蠱惑造謠的本質區別並不大了。(陳志文作者系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