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課後服務應提質昇級

　　專家認為服務模式不能“一刀切”

　　對話人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儲朝暉

　　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講師 傅 添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法制日報》見習記者 　　　　鄒星宇

　　記者：在一二線城市，接送孩子上下學問題已成為年輕父母面臨的重大難題。特別是孩子三點半放學，很多家長根本沒時間去接孩子，畢竟每天請假也不現實，而放托管機構顧慮又多。對此，您怎麼看？

　　傅添：三點半放學不夠妥當，在“減負”的同時為家長“增負”。學校作為公共服務機構，應該考慮到社會普遍的需求。三點半放學以後，有能力的家長會給孩子送進各種特長班、培訓班，但有些家庭沒有經濟能力為孩子增加校外課程，這容易導致教育公平出現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助長課外培訓班的興起。

　　儲朝暉：最初，三點半放學後的問題是由學校自行開辦托管班的形式解決，因為出現了亂收費等問題，於是有關部門叫停取消了學校不規范的托管，但始終解決不了家長無法三點半接送孩子的問題，於是教育部辦公廳在2017年2月發布了《關於中小學開展課後服務的指導意見》。這種片面要求學校開展課後服務，很難適應多樣性的現實需求，於是就產生了各種問題。

　　記者：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地方進行了積極探索，例如南京的“彈性離校”、北京的“課後一小時”、上海的“課後服務”等，但有些地方課後班報名者卻寥寥無幾。

　　傅添：三點半放學為學生減負的初衷是好的，但這之後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還需要後續一系列的制度規范來加以約束，多聽取家長的意見需求。目前，學校課後服務形式化比較嚴重，基本是看管學生進行自習，沒有輔導。課後三點半其實可以產生更大的價值，關鍵在於按需解決各方面的期望。

　　記者：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彈性離校”並非對所有年齡段的學生都適用，要做到科學合理的“彈性離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其中，資金就是繞不開的話題。目前對於開展課後服務的經費來源，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是應該把學校開展課後服務的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由財政撥款保障，對學生提供免費的托管服務；另一種意見是課後服務屬於非義務教育范疇，應該由學生自願選擇，向選擇接受課後服務的學生家長收取部分費用。

　　傅添：在規定三點半放學的時候，學校的課後服務就不屬於義務教育范疇，而課外服務的費用問題還需要探討。我認為，不應該全部由國家負擔，因為不屬於義務教育范疇。而在向學生收取費用的過程中，就可能會有亂收費的隱患存在，這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去制定規則並且進行監管。

　　儲朝暉：課後三點半的價值對不同地區不同年齡段的學生是不一樣的，相對來講低年級的價值可能是更大的，因為高年級已經具備一些自主能力，學生也可以自主選擇課外活動，不必要一直待在學校裡。

　　彈性離校是一個具體的操作。義務教育主要是課程內容的要求，要求學生有義務進學校上學，學校有義務提供教學，政府有義務提供資源條件。而課後三點不是課程內容的要求，很多地方的文件也要求學校不能在三點半後上課，這就導致很多孩子選擇去上課外培訓班。

　　托管需要時間和人力，讓學校完全免費提供服務很難做到，向學生適當的收費是合理的。政府應該給各個學校自主權，讓學校自主衡量是否開展、如何開展課後服務，該不該收費，如何收費。

　　記者：如何長期堅持，既讓家長滿意，又令教師有積極性，還需要不斷探索完善。因為教師參與課後服務不可能一味要求奉獻、付出，而必須考慮教師權利和利益。有業內人士指出，這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學校的現代治理來實現，即要充分聽取教師意見，明確保障機制，同時給教師更充分的教育自主權。

　　傅添：目前對學校老師來說，提供課後服務是一種負擔。如果要想解決教師積極性的問題，最根本的方法還是要把政策思路捋清楚。由學校、家長和社區三方共同商議，到底應該進行怎樣的項目，讓學生們在課後服務期間能夠真正受益，然後根據具體項目的實施情況給老師發薪酬，讓老師能夠在項目中充分地發揮自身的教育優勢，而不只是托管。

　　儲朝暉：對於教師來講，目前僅僅是存在托管的責任，而不存在課後繼續輔導學生上課的義務。如果要想達到家長所期望的效果，還需要繼續探索研究出一個更合適的方案，既能保證教師的利益也能滿足家長的需求。

　　記者：我們采訪發現，地方政府的撥款補貼是否能維持課後服務有序運行，如何保障教師加班提供課後服務的權利和待遇，如何給學校購買課後服務的自主權，地方政府財政能否持續買單，這些後續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傅添：未來，要通過更好的項目設計讓學校老師感覺課後服務工作是有意義的。其中更多的是需要學校來聽取考慮多方的需求從而更大地實現課後三點半的價值。有關部門也應該尊重學校和家長的選擇，並且提供必要的制度規定支橕，來避免亂收費問題、確保時間合理等。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和學校制定具體的機制，確保學校教師能夠在付出額外的課時工作的同時得到相應的補償來確保自身的權益不受損害，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調動學校教師提供課後服務的積極性。

　　儲朝暉：任何學校的能力和權限都是有邊界的。學校、社會與家庭的分工應該是一個自然的狀態，根據各地的情況讓各地去做選擇，不能夠用一個文件讓所有的學校按一個標准去執行。這個邊界應該由規范的市場去劃分，而不應該由行政部門的文件來規定。

　　記者：有關專家曾指出，我國各地課後服務已形成4種主要模式：政府支持、學校組織模式；家長主導、學校配合模式；青少年校外教育場所組織模式；社區組織模式。究竟應該如何建立彈性離校制度，在國家層面並沒有明確要求，而是把自主權交給了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除了提前放學或者完全由學校的晚托班來接手，是否還有其他辦法？

　　傅添：可以讓學校與家長進行溝通，在不違反相應規定的前提下，由學校和社會機構進行合作，引進聘請外部教師開設特長班，既能解決家長的需求，也能緩解學校在課後服務的師資和資源配套能力不足的問題，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

　　為了避免出現安全和管理上的問題，需要由政府制定完善相應的機制，把學校和社會機構的安全責任問題理清楚，責任到人，在出現安全問題的時候確保有責任人來承擔。目前學校還沒有達到充分自主，在方案制定上存在一些擔懮，這就需要政府方面能夠明確相關規定，在有所約束的同時，放給學校自主權。

　　在實行三點半放學後，政府就應該制定規范好相應的制度規定，而學校和社區商議好後可以簽訂合作協議書，制定具體的課程活動方案，三方共同確立好各自的權責問題。需要在政府制定好大規則的情況下，由學校具體細化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