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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報記者龔丹韻
●嘉賓:章友德(上海政法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
新聞背景:在一所縣鎮中學的地理課上,兩個學生打架,造成一死一傷,整個過程中,楊老師都視若無睹繼續上課,由此招來一片譴責。大家稱其為『楊不管』,認為惡劣程度尤甚『范跑跑』。然而事情並不簡單。媒體曾曝光該校有學生砍斷過一位老師的四根手指。
龔丹韻:許多人猜測,楊老師不去管,是因為他實屬無奈,『不敢管』。
章友德:不可否認,教師現在所處的外部環境非常微妙。負面報道屢見不鮮,社會對老師的信任感大大降低,再加上如今的一些家長特別溺愛孩子,學生稍有風吹草動,就會找學校。這些前車之鑒,可能讓老師們感到顧慮重重,害怕萬一沒管好,還會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但是,不管有多少外部理由,維持課堂秩序的責任,楊老師不容逃避。這就好比警察碰到歹徒,明知有風險,也必須保護市民的安全。所以『楊不管』,不單是『敢不敢』的勇氣問題。他能引發如此大的關注,是因為其背後,還觸及了人們近年來越來越深的疑惑:現代教師,究竟肩負哪些職責?除了傳授知識,是否還有道德責任?『管』學生能管到什麼程度?『放』又該放到什麼地步?由於社會轉型,教師似乎和一般職業一樣,只是勞動分工的不同,這導致一些本非問題的命題,現在都重新成為問題。
龔丹韻:您認為現代教師肩負怎樣的使命?
章友德:不管社會如何變遷,也不管教師地位發生怎樣的改變,老師的使命還是『教書育人』,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即使到了現代,也不可能只是一個換取勞動報酬的教書匠而已。因為作為人類文明的傳播者,注定老師必須肩負一般職業沒有的道德擔負。我們現在對此產生懷疑,是因為還沒想清楚,通過教育希望傳播給下一代的『知識』究竟指什麼。除了專業知識、應用知識之外,更重要的還有為人處世的知識。人格培養,本來就在老師理應傳授的范圍之內。不管是否是班主任,是主科還是副科老師,都天然肩負『育人』的使命。
可長久以來,我們的教育讓應試之外的知識,都成了尷尬的包袱。提倡素質教育後,它們名義上不是包袱了,但似乎需要專門交給班主任,交給課外時間、特別課程去處理,其他老師在課堂內仍然只負責教書。換句話說,我們把『教書』和『育人』的功能截然分開。這就導致,教書之外,老師該不該『育人』,什麼時候『育人』,怎樣『育人』,都有了疑問。副科老師『楊不管』的選擇,絕非偶然,更是沈?積蓄已久後的一次爆發。
龔丹韻:『楊不管』新聞中有一死一傷。此外,一些在校生勾結社會混混欺負同學、手段令人發指的新聞也時有耳聞。同學關系曾是『純潔美好』的象征,怎麼會走到如此地步?
章友德:今天,學生面臨的社會環境已與過去大不相同。由於過度的娛樂化、商業化,現在的孩子都比較早熟,社會上的善惡美丑、人際關系,在傳媒影響下,他們同樣耳濡目染,感受深刻,孩子的模仿能力又特別強,所以未成年人的世界,儼然成了一個縮小版的社會系統。
遺憾的是,面對這個復雜的『小社會』,我們的教育還停留在單方面的道德灌輸上,幾乎擋不住現實的質疑。如果老師們的說教連自己都不信服,又怎麼能說動敏感的孩子呢?進一步講,當成人社會的道德、權威都在重塑中苦苦掙紮,我們又拿什麼去讓孩子相信?
因此,如何適應轉型期的社會,成為了成年人繼續社會化的重要內容。也許我們自己暫時也給不了學生清晰准確的答案,但至少可以主動教會學生,如何與問題理性相處。有些長輩卻以為,除了考試,孩子不應有其他煩惱。結果,在成長過程中,幾乎沒人教他們怎樣應對生活、交友中出現的矛盾,怎樣通過協商解決衝突。即使有,也多是一些『不能說謊』『不能打架』『不能罵人』的命令。在這麼多『不能』之後,矛盾怎麼化解呢?沒有下文。一些缺少情緒管理能力的孩子,一旦沒人管,或忍無可忍了,情緒的宣泄,就戰勝理智爆發出來。
近幾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正在呈上昇趨勢。這已不只是教師一方的責任。有的家長、學校漠視孩子的人格養成,而外部環境,又是圍繞物質利益,消費能力趕不上消費欲望的增長,潛伏著諸多負面情緒,這一切都令今天的教育難上加難。
龔丹韻:您對此有什麼建議?
章友德:教師要有自己維權的組織,如教師工會等,對一些事件合理評議,制度維權。此外,學校的組織者、管理者也應承擔起維護教師利益的責任,形成保護教師合法權益的社會支持網絡,這樣纔能免去教師的後顧之懮。
其次,許多校園矛盾,源於老師不能平等對待每一個學生。比如喜歡成績好、家境好的孩子。這也許出於無意,但學生能清晰地感受到,並引發種種情感反應。於是,有的同學溜須拍馬、有的同學心理失衡,造謠生事、暗自腹誹、排擠弱小、保持緘默……正如社會上有『精英』與『草根』之分,不同小群體間形成分化,矛盾接踵而來。當公平已成為當代人的普遍訴求時,教師如何在小環境中貫徹公平原則,是一項考驗。
龔丹韻:從世界范圍來看,校園暴力也給人逐漸增多的印象。這是為什麼?
章友德:古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集體紐帶比較緊密,比如家族倫理、某些宗教等。邁入現代社會後,即使生在同一個城市,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長經歷、生活感受,由此導致學生的價值觀多元,尤其是對個體權利的重視和維護,這客觀上增加了各種衝突的可能性。而當代媒體的發達,又能把一個犄角旮旯裡的小事,在全球范圍迅速傳播。信息時代,讓孩子的成長環境變得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所以,如何使學生在復雜社會環境中,形成真正的獨立人格,在當代就顯得更加重要。一些發達國家采取『公民教育』模式:尊重學生的自主意識,同時強調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不諱言世事的復雜,同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辨別能力。這樣,當學生走向真實的社會,就不會感到學校和社會的巨大落差。
總之,在強調尊重人的權利的時代,師生溝通,如何做到人格平等;同學交往,如何做到善意協商,值得全社會深思。我們還有待形成適應社會變化的現代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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