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選修了『教師專業發展及教師學習』這門課，這天，教授讓我們進行課堂陳述。我和一個美國同學做的是中國英語教師專業發展的陳述。為做好這次課堂陳述，我們收集資料、圖片，制作幻燈片和宣傳單，引起了大家的濃厚興趣和深入討論。我感到了在美國大學課堂上為數不多的得意。但我得意不久，就被一個美國音樂教師的陳述震動了。

　　陳述開始，他拿出了不下三十件樂器，大一點的有鼓，小的只有雞蛋大小，我卻叫不出名字的樂器。他叫大家任意選一件樂器。大家拿到手裡，都在等他發指令。他說，大家想一想，小學生拿到這些樂器會怎麼樣？有人答道，玩。他說：『那你們就玩吧。』於是大家就敲打開了。過了一分鍾，他又說：『你們想想，孩子們玩一玩之後又會怎麼樣？』有人答道，他們就會玩出花樣，比如用自己的樂器去碰別人的，用棒槌去敲人家的鼓或在人家腦袋上敲，凡此種種。他說：『說得太對了，老師這時怎麼辦？制止，還是讓他們玩？』於是，他的主題出來了：融樂器於課堂教學中。

　　他說，把樂器搬進教室，就是讓孩子們去摸，去玩，去制造音樂。教師的一切努力都要朝著這個方向推進。首先，那麼多樂器，來自世界各地，學生不可能都知道。但可能會有人知道一些，老師可以先問誰知道，然後讓他們猜這些樂器應怎麼表演，有沒有故事可講。之後，再鼓勵他們一個一個玩，誰玩的有創意，有意境，就讓他在全班同學面前玩。學生要是玩出格，如在人家身上敲打，老師要讓他停下，但不能去『命令』，而是要找一個替代辦法，讓大家把注意力轉移過來。

　　接著，這位音樂老師問：『如果在這個時候，一個?突然被敲壞了，怎麼辦？誰演示一下？』音樂老師請課堂上一位女同學幫忙，拿出一個破鼓交到她手裡，問：『如果你把它弄壞了，你會怎麼辦？』那女同學舉起手說：『老師，壞了。』這時音樂老師走過去，問那位女同學:『怎麼壞的？』她說：『我這樣，這樣，就壞了。』老師說：『好，你再給大家表演一下，是怎麼壞的？』那個同學又把同樣的動作做了一遍。老師接過破鼓，邊敲邊說：『這樣敲就會壞的。好了，現在這鼓已經壞了，每個同學跟它說永別了，它再也不會陪你們玩，給你們帶來樂趣了。』最後，老師把它收進袋子裡。他強調，在這個時候，老師絕不能發火，老師要扮演榜樣角色，要記住樂器就是讓學生摸和玩的。如果這時老師發火，學生就會害怕去摸，去玩。但是老師可以通過樂器損壞的過程讓學生知道這樣做不行。當學生跟樂器永別時，他們會感到真正的悲哀，會切身感受到愛惜樂器就是給自己帶來樂趣。損壞了，樂趣就走了。

　　在他陳述之後，我問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學生弄壞了東西需要賠償，對貴重樂器，往往只能看，不能摸，玩也是嚴格限制的，美國學生損壞東西不用賠償嗎？』他說，在這裡不會有賠償問題，當然也有貴重樂器受損問題，但首要的不是考慮貴重不貴重，而是鼓勵學生玩和摸，在創造過程情境下加以注意就行。如果真的壞了，再想辦法。總之，出發點不是限制學生。

　　這門課的教授瑪塞·布爾瑪斯特也提了一個問題：『怎樣將數學、英語融入音樂課？』這位音樂老師拿出數十個裝著沙粒的彩蛋樂器，一邊發給大家，一邊晃動手裡的樂器，現場教起數數、分類等數學知識來。至於英語，他用音樂伴奏閱讀，在音樂聲中讓學生現場編故事。

　　這次的課堂陳述給我的啟發很多，相對於我們的教育理念，美國老師的教育方式和理念確有獨到之處。

　　一是重視體驗和參與。其實，一個課堂陳述大可不必又是小拖車，又是背袋地搬運來三十多件樂器，但美國人就是這樣，他要我們也像學生一樣對著樂器一陣狂敲，大大地玩一回，找回童心，感受童心，這樣纔能理解童心，融童心於教學中。這招奇靈。我們在教室裡敲得可開心啦，真正玩了起來。這又讓我想起我在美國參加的一個教育會議。在會議的一個課堂教學設計展示中，無論四五十歲，還是二三十歲的美國教師，說趴在地上就趴在地上，說扮演孩子就扮演孩子，認真地做，那一刻大家真的就是兒童。

　　二是在玩中學習。我們現在提倡做中學多了，玩中學大家也認可，但真正用到教學中的不多。因為學生一玩，我們教學的『小目標』就完不成，而這種讓孩子縱情地玩樂器的做法，指向的卻是『藝術家』這個大目標。相比之下，我們的教育怕學生玩，怕學生在課上學不到東西，怕每節課的目標完不成，知識點不能落實，課後作業學生做不好，就顯得有些太短視了。

　　三是將道德教育融入學生的真情實感。美國人的教育中沒有『賠償』問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讓學生學習，鼓勵學生動手。而當公物真的損壞了，他們用『永別』的形式喚起孩子的良知和同情，讓孩子真的感受到愛惜與樂趣同在。不愛惜樂器，樂趣也走了。這難道不是最好的道德教育嗎？

　　■陳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