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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通過前面對我國中學(高中)文理分科百年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時間維度而言是分多合少、以分為主。在前一段時間的討論中,也有學者提出高中文理分科是一個『存在即合理』的問題。那麼,您認為現行高中文理分科的主要『依據』是什麼?
田慧生:簡言之,是高考,亦即我們實行的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上世紀50年代初,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開始采用統一考試招生的辦法。從1954年開始,高考分文、理兩大類設置考試科目;1956年又分為三大類:理工類,農、林、醫科和體育類,文、史、政治和財經類;1964年又分為文科、理工農醫兩大類。由於這一時期高考基本上采取文、理分途的設置,為應對考試,高中階段實行文理分科的做法已經比較普遍。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之後,考試科目仍采取文、理分設科目,高中階段文理分科的現象也就延續下來並且愈演愈烈。
記者:雖然說高中文理科在我國近現代教育發展過程中是分多合少、以分為主,但畢竟還有過合的時候。其間,是否有過關於是分還是合的爭論?各自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田慧生:當然有,而且可以說關於高中文理是否分科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比如說,1909年學部在奏請實施中學『文實分科』奏折中陳述的理由為:1.就學生畢業所昇入的高一級學堂而言,本有文實之別;2.就學生本身而言,有志趣、個性的差異;3.就制度來源而言,文實分科有本國傳統和他國制度為依據,即『遠稽湖學良規,近采德國成法』。
再比如,1915年頒布的《特定教育綱要》中稱:『現行中學校制,各科並重……而於造就社會中堅之人物與高等教育之預備,均有不能獨到之處』,因而要求『中學校分為文科、實科』。這在當時就引起了相當激烈的批評。1916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二屆年會通過《中學教育改良辦法》案稱『創文實分科者,是更甚其預備教育之意,與中等社會普通應用相去甚遠,畢業生之位置,除昇學外將一無所有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學教育界對文實分科則多持贊同意見。
1922年出臺的『壬戌學制』明顯仿效了美國的『六三三』學制和綜合中學制度。分科即區分主攻方向,選科即選修課程,兼備昇學預備和職業訓練,可使學生根據自身需要在教師指導下選擇方向和課程,自由發展個性和能力,探索各種可能。
記者:對於中學(高中)文理是否分科,從歷史上看也是意見不一,且各有理由。同時,人們可以從中很明顯地看到外國學制的影子。如果我們把目光停留於此,則肯定是不夠的。那麼,您認為高中文理科分與合的背後『隱藏』著什麼?
田慧生:高中文理科分與合的背後是高中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國民教育(也可以說是基礎教育)還是昇學預備之爭。比如,民國初年公布的《中學校令》明確規定中學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國民為宗旨』。國民教育面向的是大眾,著重普通知識的教育和國民道德的養成,中學的目的主要就不是為造就專門人纔而作預備。既然要扭轉以往中學以昇學為歸依的傾向,而取消基於應對昇學而采取的文實分科也就成為應有之義。
再來看新中國成立以後,1952年頒布的《中學暫行規程》(草案)規定中學的主要任務是為高校和生產建設輸送人纔。實際上,為滿足國家工業化的要求,高等教育成為重點發展的對象,而中學則主要承擔了為高校輸送人纔的任務。盡管上世紀80年代初,教育部在有關文件中強調指出:『中學教育是基礎教育,不僅要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的新生,當前還要著重注意為四化建設培養大批優良的勞動後備力量。』但是,在實踐當中,為高校輸送人纔作為普通高中的主要任務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隨著上世紀90年代高校擴招政策的推出,上普高、考大學更成為眾多學生和家長的首選,高中文理分科自然成為滿足這一需要的現實選擇。
關鍵是高中定位問題記者:在前一段時間的討論當中,有學者作了一下初步分析,高中教師、學生及家長贊成維持現狀的多,大學教師和教育研究人員則傾向於取消分科,出現了所謂『當事者』贊成分科、『旁觀者』主張取消分科的情況。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田慧生:這還是比較好理解的,因為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樣,得出的結論也就自然不同。作為『當事者』,即高中教師、學生及家長考慮更多的是昇學、昇學率和課業負擔問題。對昇學、昇學率的追求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已成為普遍存在於我國普通高中的不爭的事實。如果高中不分文理科,可能會使本已過重的課業負擔變得更重。作為『旁觀者』,即大學教師和教育研究人員等則更多地從人纔培養、學生整體素質提高出發,故而認為高中不分文理科更加有利於為學生打下比較寬厚的學業基礎。
記者:當然,在高中文理分科問題討論中也不乏跳出以上思維『框框』,從基礎教育的時代使命、樹立基礎教育新的質量觀以及基礎教育應該給學生提供怎樣的知識基礎等方面,對此進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真知灼見,能夠帶給人們諸多啟發。其中,高中文理分科與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關系問題更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從高中教育改革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對於高中文理分科問題,您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田慧生:通過回顧歷史,我們看到,自清末引入中學制度以來,高中即作為高等學校之預備而存在,主要目的是為高校輸送合格人纔。文理分科作為應對高考的方便法門,其實無力承載過多的毀譽。分科抑或不分,非此即彼,恐怕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我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需要對普通高中重新進行定位,同時要對高考制度和課程設置作相應調整。如果仍把高中作為大學的儲纔之所,高中將不得不繼續追隨大學,采取一切手段和可能迎合大學的選拔。而如果能將高中真正確立為普通國民教育性質,真正視高中為基礎教育的一個階段,淡化高中昇學預備教育的色彩,大學以高中畢業生的通識教育程度作為自身專業教育的始基,同時政府和社會不再以昇學率作為考量高中教育的最重要的標准,圍繞高中文理分科問題進行相應的、根本性的、能夠切實承擔起素質教育重任的改革纔有了必備的前提條件。
此外,從歷史上看,任何改革包括圍繞高中文理分科而進行的改革,都是需要具備一定客觀條件的;任何不顧客觀條件的改革,也是難以取得滿意成效的。比如說,1922年出臺的『壬戌學制』,應當說是一種基於學生個性和能力發展考慮的較為理想的制度設計。然而,這一設計一方面對高中在師資、設備、教材及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未充分注意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傳統慣性下學生對昇學的渴求,在實踐中效果並不如人意。
在目前我國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逐漸進入普及階段、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的情況下,我們期望在不遠的將來高中教育能有一番大的變革出現。然而,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區差異明顯的國家裡,我們所期望的不是又一場疾風暴雨式的整齊劃一的劇烈變動,而是允許存在不同形式、經過充分博弈、可能緩慢但卻堅實的進步。這種變革和進步應該是建立在以人為本、充分尊重學生教育權利、有利於學生個性發展的前提下的,同時是漸進式的和呈現出多元化特征的。 (本報記者高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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