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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一名公務員研究和教學領域的老戰士，我總是利用各種機會對我的學員說：做公務員要甘於清貧、堅持原則、要有愛心和服務精神；做公務員要時刻想到百姓的疾苦，真真正正爲百姓做點實事；做公務員就要胸懷強國富民的夢想，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實現個人價值。每每想到自己的一些真實而樸實的語言引起許多年輕學子的共鳴、甚至改變許多人的人生和價值觀時，內心總有無限的職業榮譽和滿足感，自己做的事情竟如此有價值，公共服務領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合格公務員。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深知一名合格的公務員難以改變一些公共服務領域的不正之風；但我常想，一名合格的公務員就像一盞燈，不但能照亮自己，還能照亮別人，燈越多，光明也就越多！歷史上的魏徵就是這樣一盞燈，它照亮了一個時代！ 一、從《貞觀長歌》看魏徵我一般不看電視劇，但《貞觀長歌》我基本上每天都看，因爲我覺得它是一部對現代公務員有很強教育意義的電視劇，特別是魏徵的合格“公務員”形象。魏徵竭誠輔佐太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太宗對魏徵的評價很高，也很中肯，如果現在公務員能得到老百姓類似的評價，就可以算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公務員了。 二、要做“良臣”，不做“忠臣”公務員素有忠奸之分，但做公務員僅僅是盡忠盡職還是遠遠不夠的。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話，魏徵是三嫁猶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應該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徵名垂千古，不要說在浩若煙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歷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趕得上他的，恐怕還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說他巧忠，是因爲他歷事諸主，並不一味地愚忠，爲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無謂地獻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見風使舵，投機取巧，更不是爲了個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殘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個準則，那就是上安君國，下報黎民。有了這個基本準則，他就可以明確自己“擇主”的標準，而不是隨便找到一個就奉爲神明。所以，如果用“忠”字來概括他的“公務員”經歷，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 說他是良臣(合格公務員)，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既使自己贏得了名聲，又使君主獲得了聲譽，還使國家和人民得到了好處。他在進諫之時，不僅不爲自己的實際利益乃至性命考慮，也不爲自己的名譽考慮，實實在在，有什麼問題就講什麼問題，苟且偷安、沽名釣譽與他無涉。所進之言，皆於國於民有利，動機與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統一，故稱之爲良臣。現代公務員中不缺少“忠臣”，有的公務員爲了做“忠臣”不惜出賣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也有公務員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實在是可悲可嘆！ 三、堅持真理，敢於承擔責任在我們的公務員隊伍中，有些公務員有這樣一種作風，或者是官場的“潛規則”，那就是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平時人浮於事，更談不上爲民辦實事，爲的就是儘量少承擔責任。而一千多年前的魏徵是這樣做的，對有志從事公務員職業的朋友和廣大在職公務員會有很大的啓發。貞觀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爲政態度的十個變化。貞觀中期以後，朝廷大臣都盡力歌頌太平盛世，魏徵卻給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十個方面的缺點，希望他警惕，保持貞觀初年的好作風。唐太宗把這個奏章寫在屏風上，早晚閱讀，引爲戒鑑。他對魏徵說：“我現在知道我的過錯了，我願意改正，否則我還有何臉面和你相見呢？”由於魏徵處處爲國家的利益着想，對皇帝的批評毫不客氣，始終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講話，爲老百姓謀取了很多福利。當然，做公務員能像魏徵一樣堅持真理還是很難，但只要努力，大的方向不發生錯誤，老百姓也還是能夠接受的。更多的公務員是怕承擔責任而不敢說真話，整天說的是官話、套話，老百姓一般也習以爲常甚至麻木了，但長此下去，公務員在廣大老百姓性心目中的正義形象就會受到懷疑。 四、顧全大局，心繫平民百姓在公共服務領域有一句名言：錯誤的決策往往比腐敗現象危害更大！公務員作出錯誤決策除了自身能力問題之外，更多的情況是因爲不能顧全大局造成的，做決策時更多的考慮的是個人或一小部分人的私利，沒有更多的考慮廣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能不能顧全大局，心裏有沒有老百姓是衡量公務員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標，體現在一個公務員的日常的一言一行中。有這樣一件事：李世民當時統一中國，天下昇平，很多公卿大臣建議太宗到泰山“封禪”，告成功於天地。魏徵以爲不可，堅決諫止，因此和唐太宗引起了一場辨論。太宗爭辨說，難道我“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雖然唐太宗一連提出六個反問，但魏徵毫不讓步，對上述各點一一進行駁斥，最後嚴肅指出“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義安，未甚充實”，在這種情況下，搞“封禪”之類的事，實爲勞民傷財之舉。最後終於使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議，結束了“封禪”一議。當時，唐朝大臣能夠自由地上書言事，唐太宗也能夠虛心地聽取臣下意見。政治清明，國富民強，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五、淡薄名利，上善若水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臥牀，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爲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爲魏徵營構大屋。魏徵死後，唐太宗爲表彰他的功績，寄託自己的哀思，準備舉行盛大的葬禮，但魏徵的妻子不同意。太宗決定：尊重魏徵的意願，葬禮從簡。結果，魏徵就像一般讀書人死去一樣，只有一輛白木車子和一副白布帷帳爲他送葬，但他一生卻活的坦然和幸福，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從魏徵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做公務員一定不要刻意追求名利，更不能以自己的道德準則和破壞國家的法律爲代價謀取私利，這樣的公務員多數沒有好下場，更談不上做一名合格的公務員，更希望現在的各級政府多一些魏徵這樣的合格公務員,以做一盞明燈的心態、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盡職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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