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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師范大學教授彭國鈞老先生建議對文言文的學習立個規矩,『定個明確的目標』,什麼目標呢?像英語四六級考試那樣,來個文言文四六級考試。此語既出,不用說,一定會招來反對聲浪一片。果然。最直接的理由是彭先生學校一位大四女生的觀點:這對就業並無益處。凡事固然不能這麼功利,但彭先生的建議也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擺開好秀纔。』這是從前的一種正常現象,至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吧。彭先生所以有此建議,出發點是擔心文言文『成為博物館裡的東西』。這很不必要。文言文退縮到博物館裡去,幾乎是一種必然,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已。文言文既然有它的前世今生,也就有它的日暮途窮,這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主觀方面的所謂振興,終將無濟於事。有人研究,書面語裡大量出現之、乎、者、也這一類的虛字,是春秋後期的事情,構成我國散文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變革。這種『新型』的書面語,在當時被稱為『雅言』,有一點像今天的『普通話』,用雅言寫的文章後來統稱為『文言文』。而同樣是文言文,貌似沒什麼兩樣,實際上區別很大。東漢班固寫的《漢書》,到唐朝人們讀起來就困難了,因此有顏師古為之作注。
文言文的式微在於,它作為書面語與日常生活中用的口語從一開始就像李玉和說鳩山,大家屬於『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新文化運動主張廢之,瞄准的正是它的這一軟肋。明明是這麼說話,寫出來卻是那樣,能不別扭?其實,古人對文言文也未必就那麼認同,宋太祖就很瞧不起虛字。宋朝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有一天宋太祖在京城視察,指著『明德之門』的門額問趙普,『安用之字?』趙普說,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野史嘛,當然就有不同的版本。在文瑩的《湘山野錄》裡,宋太祖去的地方變成了朱雀門,說:『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我們可以推斷,宋太祖的話肯定是說了的,在哪裡說、怎樣說而已。當然,皇帝老兒說話時是不是還有弦外之音,要待有研究的人們告知了。
彭先生覺得如文言文這些好的東西不應該丟棄,在我看來,文言文並沒有被丟棄,不過淡出大眾的視野罷了。中華書局每年整理出版、重印那麼多古籍,如果沒有一個相當大的市場需求來支橕是不可想象的。彭先生把文言文成為『古董』的時間定為100年甚至50年後,實在過於悲觀。從前講革命『自有後來人』,在繼承文化傳統上也是一樣。昨天我還在本版談到把《老鼠愛大米》之類的網絡歌曲以《詩經》的口吻道出,其中顯見的正是作者的文言功力。在我看來,學習文言文和學習外語很有神似之處,而且,它既可以作為研究的工具,也可以作為修養的一種,如果常常要用或者有興趣,自然會去學,也能學得好;如果不常用或者乾脆不用,還要來個四六級考試,就是強按牛頭喝水了。(潮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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