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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過去的10月,對於教師職業而言夾雜著一絲悲涼』——媒體用這樣充滿關切的口吻開始了敘述。發生在山西和浙江的兩起『弒師案』引發社會對於這一職業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負責人表示,政府、社會和教育工作者應積極采取措施,切實保護教師安全。教師正當使用的懲戒並非對學生的體罰,不提倡遷就學生一切行為。然而話音未落,中國政法大學又發生了一起男生在教室用菜刀砍死教授的事件。(《京華時報》10月29日)
原本應怡怡如也的師生關系,何以會形成如此尖銳的矛盾衝突?這可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尊師重教傳統的君子之邦啊,師生相隨,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是一份精神交流的愉悅。師與生的關系,除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禮崩樂壞』,似乎很少像現在這樣緊張,緊張到了學生竟然明火執仗地『弒師』,緊張到了竟然需要教育部表態正當懲戒學生不屬體罰。此種亂象或許正反映了幾十年以來我們在教育思想上的混亂情形。
首先,個體意識的強化對以往的教育形態形成挑戰。時代變遷的表征之一就是個體意識的越來越突顯。表現在學校裡邊,自然就是學生越來越不好管、不服管。教師依然采用以前的法子,便會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彈,不是管出來一堆麻煩,就是放任自流不敢再管。面對此種情形,教育思想顯然沒有充分准備,進退失據,動輒得咎,沒有研究如何在尊重學生個體的情況下,完成教書育人的使命。
現在的很多『教改』都是針對學習內容的,其實應該叫『課改』,其中被忽略的那部分纔是教育的根本內容——『人的教育』。教材重要不重要?校捨重要不重要?達標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所有這些『重要』最終都是要落實在具體的人身上。這些年來,教育主管部門熱衷於各種物化的評比,自滿於硬件設施的達標,恰恰忽視了對人的關懷,不能不說是很可惜的事情。即便有一些思想品德課程,往往又涂抹上太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一種高蹈的道德取代了基本的『人的教育』。
其次,教師對學生的正當懲戒缺乏社會的支持。其實,此番教育部的表態不過是重復了一個慣常的道理而已,並非什麼石破天驚的決定。其受到關注,不過是因為這個問題平時很少得到關注而已。教師對學生固然是愛的奉獻,但有時候,為了這愛能夠盡可能地播撒,不免需要輔以一些小小的懲戒,懲戒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學生的健康成長。有懲戒,並不意味著沒有平等;有懲戒,也不意味著不尊重學生。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了,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們這裡總是淮橘成枳,總是以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
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師》中這樣描寫自己的老師:『她從來不打罵我們。僅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來,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邊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兒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覺,她愛我們,並沒有存心要打的意思。』他的蔡老師,也由此成為我們幾代人的蔡老師。
還有王蒙的《華老師,你在哪裡》,也寫到了華霞菱老師對學生的正常懲戒:『華老師對學生非常嚴格,尤其對一些「壞學生」特別嚴厲,我們都認為這個老師很厲害,怕她。但她教課、改作業實在是認真極了,所以,包括被處罰得哭了個死去活來的同學,也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誰說小孩子不會判斷呢?』
是啊,連小孩子都會判斷的事情,在我們這個號稱寬容的社會卻往往缺乏支持。山西、浙江乃至北京的幾起『弒師案』,甚至包括媒體曾報道過的一些惡劣教師毆打學生事件,盡管都屬於極端事件,未必能夠全面反映當下的師生狀況,但極端事件背後,應該有很深刻的社會原因,有值得相關各方反思的東西。自由、平等、尊重也是需要通過學習纔能夠領會的。學生時期的放縱到了社會上,可能就是放大了的暴戾;而社會上的暴戾再反饋到學校裡邊,師生相對如寇仇便是很難排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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