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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在綿陽市九洲體育館,一名心理輔導者(右)在給一名小朋友進行心理治療。九洲體育館是綿陽市地震災民集中安置點,記者近日在這裡看到,受災群眾得到了食品、飲水、住宿、醫療等各方面保障,許多心理輔導工作者也在為災區群眾積極提供心理諮詢和治療。新華社記者
江毅攝
在這次汶川大地震中,災區許多學生和兒童成了殘疾人、孤兒,與自身的『外傷』相比,災難事件對孩子造成的心理『內傷』更為嚴重。兒童、青少年心理還不夠成熟,敏感、脆弱,因此,災難發生後短時間內,不適宜過早、過多地曝光他們的生活和所遇到的災難,如參加媒體的一些現場錄制活動、過早地讓孩子參與到被收養活動中等。(《家庭保健報》5月22日)
目前,在災區中,除了各路救援隊外,最多的人恐怕就是各媒體記者了。在這個罕見的大震災面前,正是媒體包括央視在內的各媒體記者,讓我們看到了此次地震破壞性之大、給人們造成的災害之慘重,以及這其中表現出來的生命的頑強,親情、友情、同學情、師生情以及來自社會各界對於災區災民的關愛之情甚至是國際友人的關切之情等的感人,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可以說,中華民族在這次災害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非同尋常的關愛及團結,媒體記者功不可沒。這些媒體記者冒著種種次生災害帶來的危險,采訪到的第一手資料,感動著我們,震憾著我們,激勵著我們,最終為全國甚至全世界人民關注災區,關愛災民,並最終為他們伸出熱情的援手。
然而,當媒體記者采訪報道的時候,我們也見到了另外的嚴重的負面情況:被埋廢墟裡,9歲小學生可以唱著歌等著被救;然而,面對媒體頻繁的采訪,孩子卻情緒失控,在醫院裡大喊大叫。面對著孩子們驚恐、木然甚至是不願回憶那可怕的一幕的情況,有記者卻在不斷地追問孩子,問他們的同學,問他們還沒有聯系到的親愛的爸爸媽媽,問他們地震發生時的可怕情況;還有,當救援隊員正在對傷者進行緊急救助時,記者卻將攝像機的強光燈對著幸存者的眼睛;甚至有時候,記者的采訪還嚴重地影響到了緊急的救援工作……
心理專家指出,對於發生災害後的成年人,個體的物質損失總能在一段時間後得到恢復,但是心理上的創傷如果不及時乾預,那就會伴隨個體一生,盡管大多數成年人可以在沒有專業人員的幫助下能夠自行愈合其心理創傷,但還是有30%左右的當事人會因此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問題,比如,在日後表現出如焦慮、抑郁、軀體形式障礙、進食障礙、睡眠障礙、酒依賴和藥物依賴等。有研究表明,一位當事人可能會影響周圍2030人,對他們產生間接的心理創傷。而對於未成年人而言,由於他們對災難事件無法進行完整的言語表達,也沒有機會給予表達,因此,形成的心理創傷會更嚴重,影響也更深遠。正因為如此,近些天,相關部門針對災區孩子們的心理救治正在緊急進行,不少災區學校復課後的第一堂課就是心理課。也正因為如此,纔有不少心理專家對於記者對災區孩子們的不斷的采訪感到不滿。
目前,四川災區的餘震還存在著,相關的災後安置工作也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當然,災區的各種物資短缺也需要記者不斷進行報道宣傳,因此,在一定時間內,四川災區都可能成為不少媒體報道的焦點,而作為一群特殊的群體,災區幸存的孩子們也更需要媒體多加關注。然而,這並不等於,我們就需要記者對孩子們不斷的親身采訪纔行,也並不等於我們可以不考慮這些孩子的心理特點而如此『關注』。畢竟,正處於心理特殊期的孩子們,需要的是各方人士的細心呵護,需要的是媒體記者的真誠關愛。稍稍的一點不適宜的問話和采訪,都有可能讓他們心理再次嚴重受傷,這是任何人都不願意看到的。更何況,這種創傷往往是潛在的,是不易直接看到的。至於專家所擔心的目前不適宜開展認領孩子工作,相關部門表示,民政部門對孤兒的身份確定和認領尚需要災後重建時間纔能啟動,因此,這中間的程序很多,時間也會很長,因此,這一點,目前還是有利用那些災區中的孩子的心理治療的。
記者的神聖職責是以真實的事實反映社會,是以良知和『真理』來反映新近發生的社會現實。但是,在行使這個神聖的使命的同時,記者所要擔負的責任還有很多,比如,對采訪者的重要的人文關照,比如,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應,等等。在這方面,也有不少記者做得很好,比如,中新社幾名記者在災區前線,面對那一張張淚臉,面對哀求的目光,不是先采訪而是先救人;也有些其他報社的有良知的記者,在拍下了一張必要的照片後,就急迫地參與到緊急的救助行列,所有這些,都遠遠比僅僅知道用旁觀者的冷漠的『鏡頭』和冷靜客觀的『筆』來反映『新聞』更讓人尊重。
真切希望,記者在報道災區災民尤其是孩子們的時候,不是僅僅用記者的眼光、用媒體的『眼球經濟』來『采訪』,而是用人性化的關愛,用溫和的眼神,用熱情的援手,用溫暖的問候,並最終用不產生負面影響而又能激勵人的精神層面的東西來報道、展示我們關注的世界和突發事件及人性中的閃光點。只有這樣,纔是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高尚的記者、稱職的記者、讓人敬仰的記者。(張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