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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1977級的學生在課堂上
山東省五蓮縣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馬學生的女兒今年被日本早稻田大學錄取為研究生,想起30年前他自己的曲折求學路,這位基層乾部撫今追昔,感慨良多,近日與記者交談時回憶起了自己當年的求學歷程。
以下是其自述:
改革開放30年,也是我一個山區孩子高中畢業30年。回想起我的求學歷程,卻是那樣不堪回首,又感恩不盡。
這要從我的爺爺說起。1947年,因土地復查運動擴大化蒙冤險被害命的爺爺,在被好心鄉親的幫助下,星夜逃出『土牢房』,投奔到華東野戰軍二十八團三營八連。被戰友們稱為『馬大爺』年已半百的爺爺,在戰斗中榮立三等功,加入共產黨;50歲生日時,全連為他祝壽;他的事跡在當時的《向前》報上進行了宣傳。2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爺爺又被村裡的造反派污蔑為『假黨員』,打成『反革命』,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折磨,我們家又一次陷於災難之中。1971年初,小學三年級的我,被駐校的『貧管會』撤銷學習委員,禁當『紅小兵』,還被逼到講臺上批判爺爺。屈辱無耐下,父母懇求回家探親的伯父將我帶到吉林省撫松縣的深山老林,當起了『小盲流』。伯父家九個孩子11口人,生活相當艱難,加上母親想我想得精神幾近崩潰,既想爹想娘,又怕回家上學受辱的我,年底不得不回到老家。
1974年秋,每次考試都是『雙百分』又深得老師喜歡的我,卻沒有接到初中入學的通知。爺爺捶胸頓足,自責自罵;母親哭天喊地,以淚洗面;父親強忍憤懣,上門哀求,得到『好孩子誰不讓上學了』的話後,信以以為真。我來到學校坐到教室最後排一個空位上,認識我的張老師略帶吃驚地望了我一眼。點名時,沒有我,發課本時,沒有我。帶有紙墨香的課本『啪啪』落桌的聲音,敲打著我已懸起的心。老師來到我身旁,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無言地領我走出教室,同情而低沈地告訴我『學校沒有接到你的名字……』差點暈倒的我不知怎麼回的家,也記不清回家後爺爺、父母是什麼樣子。天無絕人之路。舅舅的一位領導調到我們公社任黨委副書記,並在我們村駐點。一個半月後,我終於坐到了教室中那個坐了不到10分鍾的位子,但父親卻因為去找舅舅,險些被山洪擊倒送命。我在沒有自己的課本的情況下總算讀完了初中。
30年前,學生們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1976年秋,我再次被剝奪昇學的權利,那位黨委副書記調走了。奶奶去世,伯父回家奔喪。我高燒41攝氏度,歇斯底裡地喊奶奶,4個人按不住。父母喊來幾位壯勞力,點起谷草烘烤我的脊梁後我纔鎮靜下來。這次爺爺提出讓伯父再帶我去東北上學,並不顧78歲高齡決意陪我一起去。教我的許老師和孫老師深夜破窗進入校長辦公室,在一張普通信箋上給我開具了『轉學證』,反復叮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就這樣,帶著不解,帶著無奈,帶著不願,帶著高燒,帶著母親黑夜裡的哭泣,帶著老師冒險給我的『護學符』,我再次做起了『盲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