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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漢城機場轉機，人在旅途，與一個剛結識的人攀談，時間過得特別快，加上在飛機上的座位又挨着，在飛機抵達哈爾濱機場的時候，我已經大概瞭解她的主要經歷了。
她是1995年末與現在的日本丈夫結婚後，於第二年的早春二月去日本的。與日本丈夫的認識很簡單，當時她在哈爾濱一家工藝美術商店做接待店員，溝口健二及其所在的旅遊團隊是在5月一個細雨霏霏的下午來到商店的，當時負責接待溝口的她幫助他挑選了一些當地產的旅遊工藝品後，按照他的要求在購物款上請示了經理給打了九折。溝口在臨走之前，提出要與她拍照留念，並索要了她的通訊地址。
一個月後，她收到了溝口寄來的幾本日本週刊雜誌和一條日本式絲巾，在夾在週刊扉頁的信中，溝口說他從一見面就喜歡上了她，並說在中國商店分手時提出拍照只不過是藉口，希望與她通信往來。在猶猶豫豫中，她與他通過書信交往了5個月，1995年末溝口與他媽媽來到哈爾濱，她披上婚紗，與那個日本人結婚了。
“在抵達東京後的3個月，我發現了丈夫與年輕的婆婆之間的不倫，現在的婆婆是溝口的繼母，比40歲的丈夫溝口只大5歲。論輩份雖然是婆婆，但是隻要稍微化一點淡妝，我與她走在街上還真像是大姐姐與小妹妹，而丈夫和她在街上穿行，簡直就是姐弟倆。婆婆喜歡喝酒，可能是公公走了這幾年，除了照料乾洗店外，也實在是寂寞難奈，有時晚上喝多了，就在我們面前抱起三絃琴，彈些我聽都沒有聽過的典型的日本小調。她年輕時做過京都的藝妓，吹拉彈唱、琴棋書畫都會那麼幾手，這可能也是有錢的公公生前喜歡她的原因之一吧。
“我發現他們這種亂倫的關係是在陽春三月的一個下午，說好我去大田去看一箇中國來的朋友在那吃晚飯的，但臨時因故改了日期，我怏怏地提前回到了家，奇怪的是，平時總是在店門前笑臉相迎的婆婆不在，店門關着，門上掛着‘設備檢修、準備中’的牌子，我開門，小心地用日語喊了一聲，‘我回來啦！’沒有人答應，不知出了什麼事，我飛快地跑上二樓，愣住了，在婆婆的房間，傳來丈夫氣喘吁吁的打情罵俏聲和婆婆那氣若游絲的呻吟聲，格子門上映出了像魑魅一樣的兩個人嫺熟的下作動作。我氣得一邊用日語大聲罵着‘八嘎’，一邊跑回自己的房間收拾東西。不一會兒，丈夫衣衫不整地耷拉着腦袋進來了，在我面前撲通一聲就跪下，求我放過他這一回，說她也很可憐，彼此又沒有血緣關係，從我來以後他也總想與她分手，這次就是最後一次啦，不要讓鄰
居知道，會很丟人的。在格子門邊，婆婆一邊用手擋着還沒來得及穿上內衣的前胸，一邊向後退着不住地哭着道歉。有些姿色的臉上被眼淚衝成了一道道的小河溝。我不知道以後該怎麼稱呼她，是婆婆還是情敵，抑或什麼都不是。我沒有接受他們的道歉，只是冷冷地告訴他，我要回國住幾天。也許當時精神崩潰，不能面對這種現實吧。一氣之下，我回國住了半年，後來溝口幾次電話道歉，又專程到中國來接，還約法三章，答應我在大連買一處房子，以後可以經常回國度假，每月零花開銷10萬日元，不干涉我在國內的事情。我與溝口的婚姻就這樣從亮起紅燈後一直沒有變回到綠燈，只有一年幾次表面上的夫妻團聚，看上去好像變到了黃燈。從那以後，只要我在日本，婆婆就一個人在樓上吃飯，一年裏我與她也碰不上幾面，我們成了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從那時候開始，她每年至少回大連兩次，有時也回哈爾濱看看。
“我把日本的丈夫一個人扔在東京，每年的大半時光在沒有親人的大連度過，離哈爾濱近在咫尺，卻不能經常回去，每次打電話，明明人在大連，卻非得說在東京不可，我不想讓家鄉的親人和朋友擔心，而且北方人是很重視面子的。其實在大連心裏也不踏實，做夢眼前晃動的都是丈夫與婆婆在一起廝混的不堪入目的場面。也說不明白究竟喜歡不喜歡現在的丈夫，還是喜歡我們之間的這種現狀。每天無所事事，白天逛商店，晚上看夜場電影，經常後半夜睡不着。每天帶着面具在大連哄哈爾濱的家人，在哈爾濱哄日本的丈夫。”
在飛機飛行中，她的牢騷不時響在我的耳邊。她的坦誠與她的時髦是成正比的，她說這次婚姻是成長的選擇，得到的與失去的對她都很重要。
在機場沒有人來接她，她獨自一人跨上出租車的時候，只留下了一句話，“結識您很愉快，希望以後能再見到您！”
可是，我正想要問她怎麼聯絡的時候，車門關上，出租車已經冒起白色尾氣向市內駛去。（笪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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