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20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團中央“中青網”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媒介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市政協禮堂會議中心共同舉辦了“兒童參與論壇”。
論壇上，6個北京兒童介紹了他們參與媒介報道的經驗，並對此做出了褒貶不一的評論；一個成人工作組講述了他們採訪西部農村兒童的經歷，會場上播放了採訪的實況錄音，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農村兒童講述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夢想；一個外地打工者的女孩介紹了她在北京求學的經歷；40多個10至18歲的兒童，包括打工子弟、聾啞學校的兒童等參加了關於社會參與、學校參與、家庭參與和媒介參與的討論，就如何改善他們的參與狀況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成人與會者們感到很新鮮，因爲從來沒有這麼多的機會聽兒童說話。中國婦女報的記者蔡一平說：“原來我以爲兒童不會表達，現在我覺得恰恰相反，是我們不會傾聽。我們應該更多地傾聽兒童的聲音。”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傳播處代表查爾斯先生與妻子、孩子一起趕到會場，對兒童參與論壇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他說：“我們要向所有的中國兒童，包括農村的兒童，傳達我們的聲音和願望：創造美好的未來，意味着要傾聽兒童的需要，這種傾聽比以前更爲重要。”
舉辦這樣的論壇，正是爲了尋找、發現、彙集兒童的聲音，爲了讓成人社會聽到兒童的聲音。
沉默的被關懷者
在大衆媒體上，兒童大都是“沉默的被關懷者”，他們幾乎沒有聲音。
2000年，我對1996年至1999年六家主流大報的286篇“六一報道”進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發現：即使是在六一國際兒童節，兒童仍然不是新聞報道的主角，很少有記者去尋找、發現和報道他們聲音。大多數新聞報道強調的是兒童工作成績，即成人如何重視兒童成長，成人爲兒童做了什麼等。如：我們如何改善了兒童發展狀況、我們爲兒童建成了多少活動場所或樂園、我們爲兒童捐贈了多少本書、有多少兒童受到社會捐贈、有多少失學兒童返回校園、兒童出版社如何爲兒童創造精神食糧、百家少兒報刊送報刊下鄉等。
在這類報道中，新聞主體是成人或成人組織機構，他們是事件的發動者和主要參與者，例如：香港知名人士捐建清華大學幼兒園、萬豪鞋業公司向山區小學捐贈運動鞋、長嶺集團向小學生贈送安全帽、駐濟五所高校向兒童捐贈教學用品、警官用生活費給失學兒童買衣服等，兒童的角色僅僅是被教育者、被關注者和被幫助者，他們是被動的且沉默的。
從新聞報道中，我們無從知道兒童對這些“成績彙報”的看法。兒童僅僅是被關懷的對象，他們不是與成人對話的主體。大多數“六一”報道強調當日活動的快樂和豐富多彩。很多報道使用了“喜氣洋洋”、“興高采烈”、“歡樂海洋”等詞彙來描述節日的快樂。在成人看來，文藝節目是兒童快樂最重要的表達。照片上女童經過化妝的笑臉最能有效的表達這種“快樂”。
那麼，誰是看者？我們經常讀到的是領導人對節目很滿意的報道，但我們無從知道兒童觀衆的感覺。有多少兒童能看上節目？他們喜歡這些節目嗎？他們真的在看節目時感到快樂嗎？他們是否也喜歡錶演一些節目？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嗎？幾乎沒有什麼報道能爲我們提供這些信息。
在“六一”報道中，兒童是許多活動的參與者。但這種參與顯然是一種被動參與，如貧困生因其家庭貧困和學業刻苦而被資助者同情，於是他們就有了參與的機會：在“六一”期間，貧困家庭和北京郊區縣品學兼優的少兒參觀北京海洋館；10名貧困娃登上天安門；42名山裏娃到西安過“六一”。一位女孩激動地說，“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到西安過‘六一’。”資助者的道德優越感和被資助者的感激成了新聞最重要的部分。
當這種尋找“貢獻”而不是尋找兒童的聲音成爲一種思維習慣的時候，我們就會徹底忽略兒童，使兒童在新聞報道中成爲一種“裝飾品”，而不是具有獨立聲音的主體。
挑戰傳統的“六一”報道模式
在1996～1999年間，仍然有記者在尋找、發現、傳播兒童的聲音。雖然數量不多，但形成了對傳統的報道模式的挑戰。
《中國婦女報》1997年5月30日發表了報道“讓我們痛痛快快玩一天―――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的學生談理想中的‘六一’兒童節”。記者沒有陶醉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中，而是去主動尋找兒童真正的聲音。
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記者發現，“和朋友一起玩”，“不喜歡和家長玩”，“不要留作業”，“自己決定怎麼過節，不要大人干擾”是孩子們在“六一”期間最嚮往的事情。以往的兒童節孩子先和父母出去玩，再回來寫作業或作文，“真是太可憐了”。
記者通過採訪發現，即使是在兒童節日裏，兒童的時間和活動空間都是非常有限的，“搞不清誰在過節”，成年人在兒童節成了主角，氾濫的兒童用品廣告、各種展銷、各種兒童商品新上市、各家企業在“六一”期間爭相打知名度等。“在這個本該屬於孩子的節日裏，孩子們卻不得不做了觀衆。”
有些報道雖然沒有兒童的聲音，但力圖從兒童視角來報道“六一”兒童節。如《中國青年報》1999年6月2日發表了報道“孩子的話語權”，針對老師要求孩子在作文中“提高思想性”，提出應該尊重孩子表達自己思想的自由，不要總是用成人的“成熟”的觀念去代替孩子的思考，讓他們說自己想說和該說的話，把話語權交給他們自己。
同日的《中國青年報》還發表了現場採錄“民主的兒童節”，記述了天津少代會民主選舉少先隊第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主席和副主席的過程。“六一”節當天，150名少先隊員代表通過競選、投票和呈報提案，在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過程中度過了自己的節日。一位隊員代表說：“這是我過得最特別的一個兒童節。現在我才發現我也像大人一樣，有舉手選舉、發表意見的權利”。對他們來說，這比兒童節的遊戲更有趣味。
《人民日報》1997年5月31日的文章《把孩子的節日還給孩子》提到：浙江笑笑幼兒園拒絕排演“六一”節目。這個幼兒園的教師說明，“六一”文藝演出活動中，兒童常常是被動的，因爲他們不能參與決定節目製作和選擇；排練過程是競爭性的而非快樂的；更重要的是，參加演出是極少部分兒童的特權，而不是每個人的。他們認爲，“六一”是孩子們的節日，孩子們應該是節日真正的主人。
但是，從總體來看，兒童的聲音仍然是微弱的。
“爲什麼媒介上一定要有兒童的聲音？”
作爲兒童參與論壇的發起人之一，我經常被問道：“爲什麼媒介上一定要有兒童的聲音？”“爲什麼兒童報道一定要包括兒童的聲音？”“它真有那麼重要嗎？”
它真的特別重要。
首先，這是兒童的基本權利之一。1990年，我國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1992年，我國人大批准了《兒童權利公約》，我們有責任促進兒童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在中國的實現。
在《兒童權利公約》中，兒童參與權的主要條款是第12條和第13條，即兒童有權利對影響兒童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兒童有參與的權利，是因爲：兒童不應該被簡單地視爲一個弱小的羣體而僅僅需要特殊的照顧，他們應當作爲一個擁有權利的羣體而被所有人尊重；雖然兒童正處在發展中，但他們仍然是獨立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感情和對事物的意見，他們的感情與意見應該得到尊重；如果我們給予兒童適當的支持和尊重，兒童將可能做出合理的、負責任的決定。
其次，兒童的聲音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沒有人能比兒童自己更瞭解自己的經歷、處境、感受和情感，從兒童的視角來看這些經歷、處境、感受和情感，才能讓世界瞭解兒童的真正的情況，纔是真實、公平的報道。
那麼，如何能讓世界聽到、重視兒童的聲音呢？在今年亞太地區兒童與電視論壇上，兩名兒童代表說明，方法其實非常簡單，第一，請記者在報道兒童問題時一定要採訪兒童並報道兒童的聲音。第二，幫助兒童獲得接近媒體的資源，使兒童能直接報道兒童問題。
這兩位代表均來自CE，一個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支持的世界性的8歲至18歲兒童新聞報道組織。日本代表Mika Maeda，16歲女孩，是東京CE的編輯。美國代表Alex Berke，也是16歲，已經做了8年的記者和編輯，現在是紐約CE的資深編輯。她們介紹說，CE的使命就是要讓世界能聽到、重視兒童的聲音。
Mika告訴與會者說，在21世紀，人們確實越來越重視兒童問題，電視、報紙等大衆媒體都在報道兒童問題，像我這樣的孩子，幾乎每一天都可以從媒介上看到有關兒童的新聞報道。有一天，我用“兒童”這一主題詞做了檢索，發現在一週內日本大報的主要版面上，出現了1715個“兒童”，但是，只有3篇報道包括兒童的聲音，即採訪了兒童並引用了兒童的話。我想說明的是，雖然世界上有很多兒童報道，但這些報道缺少兒童視角。
美國代表Alex接着強調說：“如果成人能幫助我們獲得媒介資源，我們就有能力擔當起媒介報道責任。我們不僅能採訪兒童，也能成功地採訪成人，不管接受採訪的成人如何低估我們。CE20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我們有這種能力。
“當我們採訪兒童時，我們有先天的優勢，我們年齡相近，更容易相互理解和信任。我10歲時曾採訪過童妓。對這些女孩來說，採訪是個痛苦的經歷。但由於我們同齡，她們對我們不設防，告訴我們很多她們經歷的事情。在此之前，很多成人記者採訪過她們，但她們不願意與成人交談。事後，她們的老師和父母告訴我們，我們的採訪對她們認識自己的經歷以及今後重返社會有非常大的幫助。而當我們採訪成人時，我們會從兒童的角度來提問題，我們相信我們的問題與成人記者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成人記者對同類的事件總提同樣的問題，也難發現新的可以報道的兒童事件。我們的角度以及我們的問題將改變這一點，世界上將有更多元的聲音。”
兒童表達中心
“兒童表達中心”是在中國尋找兒童的聲音的一種嘗試。
2000年6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團中央“中青網”和中國社科院新聞所傳媒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成立了兒童表達中心。它以“中青網”、“兒童表達中心”網站爲基地形成了一個兒童表達組織，鼓勵兒童通過電子郵件、信函、傳真等方式報道和評論新聞，講述自己的故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兒童表達中心的主要任務有兩條。第一個是發現併發齣兒童的聲音。第二，創造機會，鼓勵大衆媒體採訪和報道兒童聲音。通過媒體放大兒童聲音，用兒童的聲音向社會傳達信息，並影響社會。
已有400多名兒童參加了兒童表達中心的活動。他們不是被學校或社會認爲是非常“優秀”的孩子，他們稱自己是“平頭百姓”。他們通過互聯網、報紙或親戚朋友找到這裏，在這裏尋找自信和自尊，學習參與和表達。
在兒童參與論壇上，北京鐵二中高二學生鄧蘇鵬介紹了他採訪北京市黃莊小學的體會。他說：一提私立學校，我們會想到奢侈和豪華。黃莊小學雖然是一所私立小學，但它是一所地地道道的貧困小學。它的招生對象是外地來京人員子女，因爲沒有北京戶口，他們不能上公立學校，只能上這樣的“地下小學”。學校沒有辦學資金，而兒童的父母收入又非常少，一個三口之家的平均收入在1000元到1200元左右，學校只能因陋就簡辦學。“黃莊小學周圍是一些非常破舊的平房，遠遠地看去好像是張藝謀電影中的北方農村。”進入學校後，看到了低矮的平房，破舊的桌椅，陰冷的宿舍，孩子們還都非常小。
“我們沒想到的是隻隔了一條馬路，就看到了不同的時代，路的這邊是90年代，路的那邊是60年代”。“我們知道還有比黃莊小學更困難的學校，但我們非常驚訝的是它離北京這樣近。”鄧蘇鵬說：學生們坦率地承認學校老師有體罰的現象，但同時也非常感謝他們的老師。如果沒有這些老師，他們就沒有學上。而這樣的學校還沒有初中和高中，學生們小學畢業後怎麼辦呢？鄧蘇鵬和他的夥伴們寫下了他們所看到的一切，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幫助這些兒童。
高二學生袁暢對4月在北京舉辦的首次國家級兒童論壇作了一個評述。
袁暢首先介紹了兒童代表總結出的中國兒童發展的重要議題：教育；困境中的兒童；娛樂和傳媒；環境；衛生與健康等。袁暢解釋說，教育問題包括校內教育和校外教育，校內教育應注重提高教師的素質，校外教育要培養家長，諸如性教育問題，家長應該直接面對；傳媒，如書籍太臉譜化，不能滿足兒童的需要；由於社會治安不好，兒童的生存環境並不十分安全，希望大人給予關注；此外針對兒童的公共設施，少得可憐，兒童不知道到哪裏去開展“有意義的活動”；“國家應該加大對兒童的心理教育，與會代表有一些人提出來這個問題，現在的心理諮詢所都設在政教處，本來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有膽怯心理，他怎麼敢去政教處諮詢自己的心理問題呢”；“對於農村孩子，現在的衛生條件連基本的標準都沒有達到，更別提心理教育了，請成人多多關心這些問題。”
袁暢對國家級兒童論壇作了評論，她說：總體上說，是比較成功的論壇，因爲它有來自各地的代表，包括農村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代表，也有殘疾兒童的代表等，通過隨機分組討論，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區學生的問題充分提出來，然後進行深入討論。關於兒童生存、發展、受保護和參與權利的討論，是從兒童視角來談的，兒童發揮了自主權，自己決定議題，自己選舉了四名參加亞太地區的兒童代表。
袁暢提出的不足集中在弱勢兒童的發展問題上，認爲在論壇內容方面“有失平衡”。比如，由於城市兒童積極參與，對3＋X、網絡安全、娛樂與傳媒問題提了很多，但都是城市兒童的問題。我們在談對書籍出版的不滿和互聯網的問題，但農村兒童連訂報紙的錢都沒有。困境兒童的生存和發展環境的安全性沒有得到充分討論；此外，困境兒童、農村兒童也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和性教育，這個問題論壇也重視不夠。
傾聽農村兒童的聲音
在開始啓動兒童表達中心項目時，就有很多人提出疑問說：能夠上網的兒童有多少？不能上網的兒童是否還有表達機會？農村兒童的聲音呢？
的確，由於媒介大都集中在城市，媒介較少關注農村地區兒童，特別是不發達地區的兒童，導致農村兒童，殘疾兒童和其它弱勢兒童羣體在媒介上發言的機會較少，參與制作媒介產品的機會較少，影響了這部分兒童的媒介和社會參與權利。
2000年暑期，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和中國社科院新聞所媒介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動員並培訓了10個北師大的大學生、研究生，請他們利用暑期回家鄉對本地兒童進行採訪錄音，共採訪了38名兒童，其中20多名農村兒童，10多名外地打工人員子女和福利院殘疾兒童。其主要內容是請兒童講述他們目前的生活和對未來的夢想。經過整理後，我們將兒童的聲音放在“中青網”的“中國兒童表達”的網站上。
13歲女孩：“我覺得城市的生活就是比鄉下好。”“在城市的話，就是可以跟着潮流走，可以知道很多，在鄉下的話，那些封建的想法太討厭，就是太落後了，城市的生活，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以後成才了，就要建一所希望工程學校，讓那些像我一樣失學的兒童上學?。
16歲回族女孩：“我覺得做男孩好。男孩的話，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父母也不會反對。……男孩可以隨自己，比較自由。”“我很喜歡看那種課外的、動畫類的書，想買的時候，跟父母要錢的話不給，父母會說，一個女孩子家看這些書有什麼用？”“我長大以後，我最想開一所回族的學校，把那些和我一樣的想讀書的回族女孩組織起來一起學文化，少收點學費，給大家做統一的衣服，總是這樣想……”
16歲失學女童：“想不出火車是什麼樣的”。最羨慕村裏的教員，“會念字”。
17歲北京打工妹：“自學的想法是到北京以後纔有的”，“有文化纔可以出去幹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13歲男孩：“今年上學的時候，上第一課時，老師把我叫上講臺，讓我默寫第一課的生詞。我上去站在講臺上，寫不出來，老師把我打了一頓。我走回自己的座位上，捉起筆來又練寫，不一會兒我就會寫了，給老師說。老師說，你今天的態度特別好。”
13歲女孩：““洗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最難洗了，尤其是做一些放油多的配料”，“洗鍋很累”。
15歲男孩：“我最大的夢想是當一名外交官”。“我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是焦點訪談”，“因爲它是爲老百姓辦事，它揭穿一些重大時事的面目，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
12歲女孩：“我喜歡上學，上學長大了可以到世界各地旅遊”。
13歲男孩：“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使我感動的是裏面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經過磨難之後依然爲了實現自己的願望，爲了全人類的幸福而不顧一切，艱苦奮鬥，我覺得他應該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13歲女孩：“我最喜歡那種老師，就是跟我們講知識的時候非常的細心，無論講多少遍，許多同學還是不會的話，再重複一遍，直到我們弄會爲止。然後就是那個老師非常的愛護我們，下課和我們一起玩，上課時就是上課，下課把我們當朋友，那樣的老師特別得好。”
13歲女孩：“我就是想做一個歌唱家。因爲我是一個音樂愛好者，我特別喜歡音樂，在我學每一首歌之前，只要聽上一兩遍就會。”“我喜歡上音樂課，我喜歡聽那美妙的音樂聲，那音樂能給人帶來歡樂和快樂”。“我們音樂老師拿手風琴給我們伴奏，然後是一句一句地教我們。”“有時侯幻想我現在就站在高高的臺上，以我嘹亮的歌聲喚醒中國、喚醒全世界的人，讓他們聽聽我嘹亮的歌聲”。
13歲殘疾女孩，住福利院：“我最愛幻想的呀，我是個健康的孩子就行了”，“聽阿姨說，除非你健康，纔好找家，那樣我就好了，不要我了也沒事，我們家人不要了也沒事，我也不在乎。我要健康了……我要是健康了會有人領養我或有人助養我，我總之也能找個家。”
13歲殘疾男孩，老師的助手，住福利院：“我最大的願望是想學習一些兒童的文件，就是想學兒童心理系。”“我覺得當老師確實不容易，非常地辛苦，還要天天地跟你說、跟孩子相互接觸，相互溝通”。
在兒童參與論壇上，項目負責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副主任鄭新蓉女士特別介紹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5年級的同學張綻的發言。
張綻向大家說：“我出生在湖北光水一個小山村裏。我老家的生活很好，有很多好朋友，我們學校的名字叫碧山小學，那裏的同學對我都很好，使我感覺生活在這樣一個溫暖集體裏。但是沒有想到的是，我們學校塌了，當時老師很傷心，因爲二、三、四年級的教室已經塌了，同學再也沒有安靜的學習的地方了。
“媽媽帶我和弟弟來到北京，我和小夥伴依依不捨離開了。我們在北京遇到了李老師，在他的幫助下，我來到了那所學校。我入學了，那所學校就是現在的北京打工子弟小學。目前，我們的學校是一所不合法的學校，我們學校有2000多人，32個班，從學前班到初中，是一所流動學校，所以我們特別渴望自己有一個固定的學校，就像流動的孩子需要一個流動的家一樣，這也許是在做夢，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要努力學習，爲理想而奮鬥，我的理想是爲國家做貢獻，我要爲人們服務。”
“太遺憾了，這裏沒有中國兒童的聲音”
今年3月，我和中青網總經理陶惠女士一起出席了在希臘召開的兒童與媒介世界峯會。會場上手持各種先進傳播“武器”的兒童記者團隊總是吸引着我們的目光，尤其是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召開“兒童終於說話了”的論壇的時候，我們都感到震撼。陶惠說：“太遺憾了，這裏沒有中國兒童的聲音。”
我告訴陶惠，其實1998年第二屆兒童與媒介世界峯會也沒有中國兒童的聲音。而且我相信大多數有關兒童的會議或活動，中國兒童的參與都非常少。今年2月中青網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支持下，選派一名11歲的兒童表達中心成員作爲評委參加在荷蘭舉辦的世界新聞圖片評獎，可以說是中國兒童參與世界性活動的重要開端。陶惠認爲：“中國其實有很多很好的兒童媒體資源，但在兒童參與理念上和實際運作上還有一些差距。”她說：“中青網建設‘兒童表達中心’太有必要了，我真希望它能成爲中國兒童表達的搖籃。”
出席5月20日“兒童參與論壇”的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孫金龍說：“我們國家的少先隊員有一億三千萬，他們的聲音大小，直接決定着21世紀中國在世界的發言權。因此，‘兒童表達’這個主題本身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應該承認，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發展中國家表達的聲音太微弱，總的說來，在世界舞臺上，還是發達國家的聲音太強，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壟斷了世界的表達。我們國家在21世紀，無論在國際舞臺的經濟表達、科技表達還是文化表達，最終都取決於中國的青少年。”
在兒童參與論壇一開始，我給與會者介紹了“兒童參與權階梯”。
兒童參與權階梯共有8個階梯：
1．操縱；2．裝飾品；3．象徵性參與；4．成人決定，但事先通知；5．成人決定，但諮詢兒童意見；6．成人策劃，但與兒童一起作決定；7．兒童策劃，兒童自己決定；8．兒童策劃，邀請成人一起討論，然後作出決定。
前三個階梯其實屬於“不參與”。從表面上看，兒童出現了，好像在參與着什麼，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提出自己意見的可能，也不可能根據兒童的意見改變什麼。但從第四個階梯開始，階梯越高，兒童參與程度越高。
在兒童生活中，並不是所有的事項都能由兒童做決定，或者都達到第八個階梯。《兒童權利公約》說明，成人應該根據兒童成熟的程度等原則決定兒童如何參與以及參與到何種程度。教育者和兒童父母應該儘量讓兒童達到最大程度的參與。
沒想到，兒童們聽到參與權階梯後，馬上活躍起來，用它來分析他們的生活。有的兒童說，家庭生活的參與大都是在第五個階梯上，家長做決定，但徵求我們的意見；有的兒童說，有些學校的活動是老師一定要我們參加的，我們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參加，也不願意參加，這是不是第一個階梯呀？還有的兒童爭論現在兒童媒介參與究竟是在第幾個階梯上，大家同意“中青網”的兒童表達中心的一些活動是讓兒童在第六、第七或第八階梯上參與。甚至對於兒童參與論壇本身，兒童們都評價不一。有的兒童認爲可以達到第六階梯，因爲論壇是成人策劃的，但是是與兒童一起作決定的。但有的兒童不同意，認爲僅僅是第四階梯，屬於“成人決定，但事先通知”的情況。也有兒童表達了對“兒童參與論壇”的不滿，認爲兒童的發言機會太少：“既然是兒童參與論壇，爲什麼大
人說的話比較多，而兒童發言的比較少？”
兒童們還提出：“什麼時候我們能做一個達到第八個階梯的論壇？”“我們聾啞兒童的參與怎麼辦？爲了我們的參與，你們應該大聲說話，應該慢慢說。”“如果我們外地的孩子想表達意見到哪裏去表達呢？”“我們怎樣才能參加世界兒童的論壇？”
我發現，只要給予機會，並幫助兒童獲得參與的能力，兒童就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非常強有力的聲音。這種聲音不僅改變着他們自己，也將改變世界。（卜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