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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謊的習慣，也被一些人帶到科學研究裏。有些人對於導師的所有要求，一概滿口答應，下來便造數據和程序輸出，從並不工作的儀器裏也能得出最好的結果，彷彿是在國內做學生實驗一般。在民主的社會裏，真正的自由是無法“法定”的，多數自由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默契。而撒謊的人是無法讓別人信任的，我們不尊重自由的結果將是做爲整體地失去部份自由。我個人有時覺得在美國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別人在內心深處當做說謊的種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爲過去的歷史事件負怎樣的責任。不錯，北大也許是中國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麼。從北大發起的歷次政治運動，幾次改變了中國的歷史。歷次要求民主與自由的政治運動裏，衝鋒陷陣的都是最年輕的學生。而當你一旦看到這些運動如“六·四”的領導者，都是一些剛上大學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這些運動“非理性”的特徵和悲劇的結局。北大的中年老師們曾一再向學生們灌輸民主與自由好的理念，風雨既來，他們怕受聯累連“幕後”也不願當，只願自成一體高談闊論；如果有更多的中年人蔘與領導，如果運動有更多的“理性”因素，我想“六·四”的悲劇或許不至於如此慘烈；風頭一來，紛紛去講學問做聰明人使少數敢於堅持社會責任感的老師這樣突出和孤獨──所以我覺得北大的老師們並沒有盡到全部的歷史的責任。做爲學生來講，在運動的最高潮，自己對前途也迷茫，就不該再去號召老百姓們去做什麼，讓羣衆去爲自己犧牲，把人民當作做政治實驗的小白鼠；北大的學生們也把歷史當作做戲，十分追求戲劇的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丟開不管，就象“六·四”的後期那樣──北大的學生，對於歷史也是不夠負責任的。學生在北大學了幾年，沒有學到多少民主與自由的真邃，沒有通過學習科學而學到真正的民主方法，只學到不少爲民主與自由而叫喊的皮毛；反而學了不少與民主與自由相反的“瞧不起人”──所以我覺得北大的教育並沒有盡到歷史的責任。我記得中國有一位受盡苦難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慶時，帶着對北大的深深的敬意來爲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個高音沒有唱準，立刻引來臺下的一片噓哄之聲；我因恰巧做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鏡後的淚水；不知有多少讀此文的北大校友還記着這一幕。所以有時我生氣地覺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熱與自由熱，不是出於對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於時尚的偏好。現在，坦率地說，我與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閡，因爲他們一般不太看中我們八十年代這一批人視爲基本人性的東西，而談得更多些中國人與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純粹民族主義立場上的“中華抱負”。
幾年以來，在與“洋人”們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覺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衆生平等、世界應該大同。而我的許多同學和同胞，在這裏不讀書不看報也不與洋人交往，卻天天大肆批判別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裏。幾次傷心的聽到與我往來多的美國朋友告訴我，我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中國人，因爲系裏其它的中國人從不與他們多說話。我的直覺告訴我，北大人中想爲歷史盡責任的更少了，北大通過科學來向學生們揭示民主的老師更少了。我認爲民主與自由，在北大也將很快成爲歷史。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在北大時人人大談特談自由與民主。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大概各個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與自由的社會裏，大家往往熱衷於破壞與濫用民主與自由的體制。舉個例子來說留學生一般都是自費生，拿W-2津貼，照理該交稅。但大家不交稅的辦法五花八門，理由也很多很充足：雖然我拿W-2津貼，但我認爲這是獎學金不用交稅；美國反正錢多，不缺這一點；我已經交過稅了──我的科研比錢對美國更重要；我將來“要”回去，我應該從現在就享受公費生的待遇；美國反正花錢白養黑人西班牙人白人，爲什麼不能白養幾個中國人；美國不是講人權嗎？它就應該講我的人權──養養我。聰明些的到中國城請人代辦偷稅。而中國留學生有了小孩卻要拿美國的社會福利，因爲我們是在養“美國孩子”。有綠卡一定要拿，因爲“美國需要我”。來探親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診室不要籤任何字，讓社會福利和教會出錢……其實，講“人權”的社會裏的許多好處，都是別人奉獻給你的，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開基礎上的“公益”二字。稅收是按照民主的方式定的，稅收的使用在法律的監督下進行也許分配製度不是盡善盡美，但對個人，它不僅提供了比獨裁更公平的機制，而且也給個人充份的抱怨修正（grievance）的機會。如果大家都像我們某些同胞那樣只會索取不奉獻，佔便宜只嫌不多，那麼再好的社會制度也是要垮臺的。
與此相應的，是我們的有些同胞，總是不尊重他人的工作，甚至是“以惡度人”。你開半天車來機場接我嗎，很好，反正學校給你出汽油費（其實絕大多數做這種義工的同學從來不曾報銷過汽油費）。提醒我還借給我的東西，你是怕我不還咋地！學生會的活動不令人滿意，一定是組織者無能和揩油。想要我做義工嗎？你到底安的是什麼心？有人辦網絡雜誌，一定有後臺老闆、一定有政治上的企圖。爲中國同胞辦事難，屢次“春節聯歡會”我都聽到很難聽的議論。中國留學生住的宿舍，往往很髒；而同爲客舍，歐洲同學住的地方一般就要打掃得乾淨得多。我們學校曾經有一對博士後夫婦，家裏的老人對大家很熱情。有一陣一批單身的同學天天到他們家吃大戶，吃飯前叫幾聲“大爺、大娘”、吃完飯抹抹嘴說聲“社會主義真好”就走，連碗也不幫忙洗，簡直是把好心人當傻子。君子知恥，我們一些同胞“以惡度人”的心，可能是中國險惡的生存環境造成的。在國內要生存，“防人之心”時刻都得有；大家都在夾縫裏左右逢迎，權力不用，過期做費；當局防民甚於防川；而中國國內的道德教育又是最虛僞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到了講人權、自由、民主與法制的新環境裏，也應該考慮考慮是否應該開始做個真君子。
“以惡度人”的態度，也被許多同胞用來看美國。美國人笨，做題和考試遠不如老子我們偷稅、不講公德，不是也有美國人這麼幹嗎？美國人讓我們上學，不就是想將來靠着我們壓榨我們嗎？同胞們關起門來的私談，說白人多是男盜女娼，稱黑人必叫黑鬼，但對任何對中國人的不利評價都要跳，動輒就是“圍堵中國”“妖話中國”等帽子。別人說了什麼、是不是事實，有多少是事實，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的報導就不行。許多人氣得只看中文報紙只在同志中間打轉，天天攻其一點、不計其餘，除了去“押鞋兒”幾乎不與美國社會接觸。然而他們自己一談到民主自由在中國，必定是“中國的老百姓是低等種族所以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總之，非議中國就象阿Q頭上的癩子：趙太爺摸得、別人摸不得，百姓能罵、政府不能罵。說實話，每個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對有關祖國的事過分敏感的時期，因爲在我們的愛國教育中，有着過多的“受害教育”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至上”的舊貨，從未客觀地分析看待中華民族歷史上與其它民族的關係、而是一直把自己當做別人的家長和恩人。但近年來一些同胞到美國並千方百計地留下來，似乎就是專門留在這裏“恨”它的。如此，不僅美國先進的東西學不到，中國落後的東西也看不見；留學愛國的目的又在哪裏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國，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國人爲了增加社會關係和受教會的庇護，便積極地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對宗教並不以爲然。同學裏在國內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在這裏往往是另一個極端上的積極分子。其實，沒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傳教士早就觀察到：中國人什麼都可以信，其實什麼都不信。一個人信不信教，僅從他的日常行爲上便能觀察得出，極端的語言其實掩飾不了什麼。中國留學生應該認認真真地學學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愛和切實奮鬥的精神──這些我們傳統文化中缺少的東西。在美國，個人的權利充份地受法律的保護，“與衆不同”並沒有威險和壓力，爲了一點小小的利益和安全感實在不值得把自己弄得這麼虛僞。……
好了，我從北大談起，已經談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希望我所談的，是北大和我們同胞身上最陰暗的一面。我在美國，遇到過許許多多獻身科學有所建樹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的老師留給我的記憶其實是十分美好的，對我的培養也使我個人終身受益不盡──我寫此文，就是緣於“北大精神”的感召，就是希望整個世界象北大的未名湖那般純潔和秀美，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們明天有個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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