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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6月13日《中華讀書報》的《每週瞭望》版，任汝芬對4月18日該版發表的記者方文玉的文章《考研政治：揭穿任汝芬教授的“押題神話”》進行了反擊。任文的題目是《我愛我的學生——同方文玉記者對話》，針對方文中指出的他66歲還奔波於各大城市的繁重勞動，任的解釋也是“因爲我太愛我的學生了”，並且認爲“傳道、授業、解惑應是一個教師‘終身之使命，不滅之良知’”。其實任教授又何必如此冠冕堂皇呢？既然他承認“市場競爭從來不相信眼淚”，又何必不敢坦言自己是在賺考生的錢呢？“世間熙熙，皆爲利來；世間攘攘，皆爲利往。”若不是有可觀的經濟收入，任教授又豈能“每週、每月奔波於各大城市”呢？
既然要賺錢，就必然要用各種手段多多吸引考生來聽課、買複習材料，於是就有了“緊跟任汝芬，肯定得高分”的廣告詞的出現，以及“猜題命中率”的大肆渲染。賣瓜的哪個不說自己的瓜甜？難怪趙會根先生要感慨：“任汝芬教授的被揭露真不幸啊！”（見《中華讀書報》6月13日5版）
方文的揭穿和任文的反駁似乎都有道理，究竟誰更有理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但“任汝芬現象”卻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思考：爲什麼會出現“任汝芬現象”？教授的價值能用經濟指標衡量嗎？……其實任教授也明白，他所鍾情的這種“教育”是赤裸裸的“應試教育”，考生花錢不是來聽他講大道理的。雖然我不懷疑任文中所引的青島某考生所說的話（“聽了你任老師的課，不再覺得馬列主義是一堆枯燥無味的東西，……而是感到了一種鼓舞人上進、求知的動力……”）的真實性，但想通過這種“上課地點平均3天變更一次，而且有兩天是每天上7小時政治”的教育，達到“傳道、授業、解惑”的目的，則無異於自欺欺人。如果任教授真的愛學生，他就應該回到大學課堂，而不是在他們臨陣磨槍的時候“愛”一回就走。
至於任教授的複習指導書獲得全國優秀暢銷書獎，我倒並不覺得奇怪，因爲即使任教授不編也自有別人去編。但這種書獲獎，無論如何只能說是一種悲哀。（王雪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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