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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出國留學是出國留學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近20年，通過自費渠道出國留學的人數超過國家公派和單位公派之和。最近幾年，自費出國留學發展迅速，人數增加很快。爲了適應這種需要，在政策上體現“支持留學”的方針，國家多次調整自費出國留學政策，逐漸理順了自費出國留學的渠道。可以說，自費留學目前已成爲我國出國留學教育的重要渠道。
出國留學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出國留學活動已經發展成爲一種世界潮流，並具有許多十分突出的特點。20多年來，從國家到地方，從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與國家、社會和個人發展相適應的出國留學管理和運行機制，國家公派、單位公派、自費留學三條渠道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20多年來，有關出國留學教育的實踐活動和政策研究，一直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教育部的領導以及從事出國留學教育的管理者和學者們共同關注的問題，也是最能使青年學子和新聞媒體倍感興奮的焦點話題之一，從而形成了一道道絢麗多彩的風景線，把一個改革的大潮點綴得色彩斑斕。我國的出國留學政策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最終於1992年前後形成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工作方針。出國留學教育的政策研究在近20多年來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青睞，並得以迅速發展，既有國際經濟和國際教育迅速發展的背景，也有中國社會需求方面的原因和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而把此項政策的具體內容、研究制定的過程、發佈執行後的實踐結果和效益評估的標準作爲共同的研究對象，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發展、出國留學教育自身和學術建設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客觀要求。
我國的出國留學政策是由國家公派出國留學政策、單位公派出國留學政策、自費出國留學政策以及留學回國政策這四個系列的二級政策共同或交叉組成的。而上述四個系列的二級政策又是由若干具體的三級制度和規定分別或交叉組合構建而成。20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中，重要的出國留學教育政策不斷出臺，我國出國留學教育實踐的發展和改革正在日益深化並不斷成熟。正如一位學者所說，一項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沒有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產生極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一項不好的政策和制度卻可以使巨大的政府投資化爲烏有，甚至產生負面效應。我國近幾年中自費出國留學的情況與問題，同樣也面臨着“是”與“非”的評估，並正處在“如何導向與對策”的十字路口上。種種跡象表明，對此問題進行政策性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已不言自明。
現狀：從最近幾年我國自費出國留學有關綜合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自費出國留學的活動具有總量增幅較快、留美比例較大、低齡化趨勢漸盛、平均學歷和層次較高、多爲優秀學生等特點。
據國家教育部的不完全統計，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截止到2000年底止，全國共約有37萬多人，通過國家公派、單位公派和自費留學渠道，前往103個國家或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習或研究。留學攻讀的專業幾乎涵蓋了現有的學科門類；留學的規模和強度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即使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前所未有的。學成後回國工作的留學人員約有十幾萬人。目前仍在國外的各類留學人員有20多萬人，其中大約有十多萬人在美國。
雖增幅較快，但嚴格來說總量並不很大。據美國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最新公佈的統計報告，1997年中國大陸在美留學生數量僅次於日本、韓國且相差不大，約爲4萬7千人左右；訪問學者數量則爲日、韓的總和，名列前茅約爲1萬多人。而2000年度內在美國註冊攻讀學位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含訪問學者)達到54466人，比1999年度的51001人增加了3465人，首次超過日本，居留美外籍學生的第一位。
據統計，2000年中，我國大陸到國外高等教育機構留學的人員(含訪問學者)約爲4萬多人，其中自費留學的約3.3萬人；赴美的人數約爲8千-9千人；前7個主要留學接受國爲：美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法國。有關數據顯示，由於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接受中國留學生的能力和數量的不斷增加，從而使得我國大陸青年在留學國別的選擇上正逐步向多元化發展，多年來少數國家接受我國大部分留學生的局面已是明日黃花。
成因:近一二十年以來，伴隨着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伴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這一不可逆轉的客觀趨勢和進程，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規模不斷擴大，留學教育的發展速度也隨之逐步加快，併成爲社會發展的必然。
80年代初期，世界各國的留學生總數不到100萬人，而90年代末則已超過200萬人。此間我國接收外國留學生的數量亦不斷上升，目前已居世界前十位。
如將我國的高等教育與美國的高等教育狀況相比：國土面積相近，人口卻5倍於美國；1999年我國有1942所高等學校，在校生約爲719萬人，毛入學率約爲10.5%；1997-1998年度美國有4064所高等學校，在校生約爲1450萬人，18-19歲年齡段的入學率約爲62.2%；我國25歲以上每萬人中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只有590人，而美國爲4650人。
近幾年，我國大大加快了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大衆化的進程，其發展之迅速令人們始料不及。儘管如此，當前我國的教育還存在着許多問題和困難：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國內大學和高中學校的數量仍然偏少，辦學條件和師資狀況僅能滿足最低標準；教育發展不平衡，教育資源不均等，優質教育資源奇缺；教育機構佈局不盡合理，總體質量也偏低，升學競爭比較激烈；幾乎各個教育階段都具有被迫交納不斷增長的、高額的所謂“捐資助學款”的現象；法律規定的受教育權利並沒能使相當數量的受教育者得到同等、公平的教育機會和待遇等等。
總之，目前我國基礎教育(包括學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整體規模均不能滿足社會發展和公民個人的需求。公民個人需求方面主要的心理表現，就是由於獨生子女現狀而普遍存在家長中的“望子成龍”和“望女成鳳”的心態與期望，這種期望又不斷地敲打着青少年人：“人生的路只有一條，就是上大學！”而公民個人需求方面主要的物質準備，就是擬用於子女教育的儲備資金在家庭支出中佔有極大比例的現狀，從而加大了消費者生活水平和質量提升的不確定性。
由我國居民鉅額銀行存款中用於高等教育的巨大潛力以及公民普遍對獨生子女“成才期望”引發的激烈中考和高考競爭，使我國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不但時時敲打、激發着正常的出國留學的市場，並且使申請留學當事人的平均年齡不斷下移，同時也嚴重地影響了對子女接受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顧慮重重的我在外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意願和計劃。
與上述情況相對應，是國外大學的生源不足。隨着發達國家人口數量的不斷減少，近幾年來許多國外大學的生源不足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學校的生存，招收中國留學生也就成爲這些學校擺脫困境的出路之一。
各國大幅度調整接收外國留學生的制度，相繼取消了一些政策上的障礙，逐漸降低入境、入學的門檻，從而使我國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不斷攀升。近幾年在我國大陸舉辦的外國教育展絡繹不絕、場面火爆且參展的外國教育機構趨之若騖，衆多留學中介機構應運而生且層出不窮。
德國駐華大使館甚至自2001年6月18日開始，啓動了一項“無需通過中介機構、無需交納高額中介費用、可直接向德方提出留學申請、簡化留學簽證審批手續”的留德新程序。澳大利亞政府也於2001年7月1日對接受海外留學生的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上述一切都表明，發達國家對我國高等教育巨大的潛在市場(表現爲我國居民準備用於中學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鉅額資金和龐大的“準人才”羣體)的“虎視眈眈”。
與此同時，國外各類獎、助學金對我國人才或準人才的吸引，以及國外比較寬鬆的教學環境、舒適的生活條件、活潑的教學手段，整齊的師資力量等等，在總體上都普遍優於國內，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
在社會不斷進步和我國加快擴大對外開放戰略的總體形勢下，從申請自費出國留學人員家庭的支付能力和政治安定、社會穩定、公民權利以及國際慣例等方面來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理由限制公民申請自費出國留學。實際上真正對自費出國留學總量進行控制的是各國接收中國留學生的能力。
一般來講，受各國政治、經濟、教育政策的制約，這種能力不可能是無限的，絕不會因爲我國申請留學人員數量的大量增加而增加。問題在於，各國出於自己“國家利益”的種種考慮，最終接受和提供獎學金的外國留學生一般都是他們在專業上和層次上所需要的、相對優秀的尖子人才或準人才。這纔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又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們不情願付出、又不得不付出的巨大的代價。還是西方人自己的那句老生常談：西方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和國內各級政府始終致力於消除體制因素對人才的制約，但是由於衆所周知的諸多原因，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全建立真正適合人才培養和發揮作用的體制以及公平競爭的機制。在培養人才、特別是在保留和使用人才的能力上還十分有限，在國際社會的競爭中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主要表現爲傳統的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內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嚴重滯後，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人才流失嚴重。下面三個數字似乎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據北京市人事局的統計，截止2000年底，在北京市市屬的幹部中，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員僅佔28.7%。
有專家認爲，根據對現代科技發展史的研究，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科技人員的平均年齡接近25-45歲這一最佳年齡區時，該國的科技事業纔會迅猛發展。而在我國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的“八五”項目中，首席科學家年齡小於50歲的僅佔4%，小於40歲的僅佔2%。另據北京市人事局統計，截止2001年6月26日止，已有516名留學回國人員到北京註冊登記創辦高新企業。其中77.7%的人具有碩士學位，20%的人具有博士學位，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35.5歲。
儘管幾乎各個傳統部門中都普遍存在着人才、知識和專業結構不合理、整體素質不高、平均學歷和待遇偏低等問題。據教育部一課題組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國內畢業研究生中人才偏聘、低聘的現象“十分嚴重”。各部門中的青年科技和專業人才的比例都明顯偏低，降低了他們主動參與的積極性，從而使他們大量流向國外以及外資、合資、獨資企業，造成了人才分佈上的斷層，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教育和科技的創新和發展。即便是國家公務員隊伍，由於其“入口”沒有嚴格的資格限制，以致造成某種程度上的無序和混亂狀態，影響了隊伍的整體素質。
近幾年中，在國家對出國留學政策進行宣傳，並對留學回國人員採取一系列特殊的優惠和鼓勵政策的同時，也使得家長鼓動子女出國留學和青年人自身渴望出國留學的熱情越來越高，就連普通人都逐漸樹立起這樣一種觀念、甚至是信念：要想立業，先要留學。
1992年，我國確立的“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工作方針，現已成爲我國改革開放總體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國留學政策的根本調整使中國不再僅僅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把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爲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作爲基本點。(未完待續) （文/苗丹國 楊新育 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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