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況下,任何考試的輔導和複習都要圍繞考試大綱進行,出版市場上也是先有考試大綱,再有輔導材料。可考研市場卻有一“怪”:有些輔導用書比考試大綱還要早“出世”幾個月。
今年3月,2001年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戰火才熄,“根據2002年考研××新大綱編寫”的輔導書籍已經赫然擺放在武漢大學附近一家考研書店的書架上。該書店每天都是熙熙攘攘,掏錢購書的顧客絡繹不絕。筆者粗略地翻看了幾本英語輔導書,內容不外乎語法、詞彙、完形填空、閱讀理解、作文這些考研英語的傳統題型。
7月中旬,2002年研究生入學考試英語大綱出爐,其變動之大讓人始料未及,傳統的語法詞彙題型被聽力測試所代替,考查重心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於是,許多已購輔導書籍者不得不重新購書,上面那家考研書店再次顧客盈門。
據中國人民大學南門附近一家書店的售貨員介紹,該店所賣“根據最新大綱編寫”的英語輔導書都沒有更改傳統題型,其內容與去年大同小異。
政治類輔導書也一樣。5月,北京某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統一考試政治理論複習專用教材》,其封面特別註明:“全國第一本完全按照2002年考研政治新大綱編寫的權威專著”。
《2002年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應試教程政治分冊》(2001年4月第2版)的前言告之:“本書是根據教育部統一制定的200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政治理論考試大綱的精神修訂而成”。
事實上,政治理論、數學考試大綱在5月底6月初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那麼,這些輔導用書是怎麼“早產”出來的呢?
北京文登培訓學校政治輔導班授課教師邵漢德教授認爲,輔導書籍“早產”主要是出版商爲了獲利。他肯定,他們編寫輔導教材均是在拿到大綱修訂稿之後進行,待正式大綱問世,再對教材進行修改,繼而向考生推廣。
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位編輯在接受筆者電話採訪時表示,出版社在出版考研輔導教材和資料時,會與作者或主編簽定2~10年的合同。期間,若再版教材必須經得作者、主編的同意和親自修訂。“出版社絕對保證考生利益,不會因利益驅動而擅作主張”。
5月份,一位名氣很大的考研政治輔導老師曾分別趕往瀋陽、天津、蘭州舉辦“考研政治新大綱專題講座”。他解釋說,包括他在內的不少老師均看到了考研政治最新大綱的初稿,即徵求意見稿,而初稿與最後定稿出入不會太大。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主任、2002年碩士研究生入學政治理論考試大綱修訂小組組長王順生教授則否定了“徵求意見稿”的說法。據他介紹,根本不存在“考研大綱徵求意見稿”一事。3月底,修訂會議一結束,他們便將修訂初稿上交教育部社政司審定,定稿後直接下發到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時,他也否定了修訂小組成員向外界傳出消息的可能性。
“早產”的孩子或多或少在質量上都會有問題,現在市場上的一些考研輔導書內容大量重複,有明顯的拼湊痕跡,甚至錯誤百出。
武漢大學2001級研究生小王去年考研時買了本考研政治理論複習指導的要點精編與試題分析(2000年7月出版),在第97頁裏,該書給“通貨緊縮”定義:政府爲治理通貨膨脹,採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減少流通中的紙幣量,以降低物價、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
而對於這個2001年政治考研大綱的新增概念,其實際涵義應爲“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危機的表現,並非政府有意識地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之一”。
“他自己沒有弄清楚內涵就敢指導學生,太不負責任了。”小王至今仍氣憤不已。
一位考研輔導圈裏的知情人告訴筆者,一些考研輔導書雖然寫着是某某名師擔任“作者”或“主編”,但實際上,這些名師只是“掛名”而已,他們並未參與寫作及修訂工作,部分教師甚至根本不清楚書籍的體例和內容。“學生買書都是衝着老師的知名度去的,這就給不少投機者可乘之機,打着名師的招牌但質量低下的輔導書自然流入考生手中”。
北京大學出版社有關負責人指出,現今考研市場上的盜版教材非常猖獗,有部分不法出版機構擅自對封面進行改動。他們往往附加上誘人的廣告語,然後以正規出版社名義低價拋向市場,以牟取暴利。這也影響了整個考研輔導用書的質量和可信度。
他呼籲,出版業有關部門應直接介入考研書籍市場,運行積極有效程序,建立合理監管機制,以充分保證考生的合法權益。同時,對於誤導學生的書商應給予經濟處罰,情節嚴重者更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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