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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綿延千年的中國封建制度下，“學而優則仕”有久遠的傳統。從隋唐到清代，分科考選文武官吏後備人員的科舉每年舉行，遴選“及第”者充任各級官職。莘莘學子懸樑刺股，爲的是一朝峨冠博帶，出人頭地。用歷史的眼光透視科舉制度，這種方式有它公平的一面，貧寒之士也有了出將入相的可能。
近幾年來，隨着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公開選拔領導幹部的方式拓寬了選賢任能的渠道，一批沒有關係和後臺的賢能之士脫穎而出，殊爲可喜。今天的領導幹部“公選”與科舉有着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
“考官”已成趨勢，無可厚非，甚至應該爲之歡呼。令我感到詫異的是，最近在雲南省公開選拔地廳級幹部的考試中，高等院校的報名者分外踊躍。其人數之多，競考範圍之廣，前所未有。此情此勢，值得特別關注。
雲南此次“公選”，大膽突破選才範圍，特別爲非黨人士預留了10個職位。這些職位並非閒差，有省高級法院副院長、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教育廳副廳長等關鍵崗位。更重要的是，省委組織部規定的報名條件和任職資格對黨外人士敞開了大門，改變了以往基本上只能由處級幹部競考的做法，凡具有正高職稱或副高職稱3年以上者均可報考，具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博士或博士後不受任職條件限制。開放式的規定爲學界人士進入官場鋪就了階梯。據報道，當地多所大學的百餘名教師和學者參與競考，高校人士“考官”熱情，可見一斑。
大批做學問者不甘寂寞意欲爲官，他們的價值取向清晰地映現出時代的烙印。
官本位依然主導着社會的價值觀念。在許多學者心目中，做官的好處遠甚於做學問。記得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時，校方請一位深孚衆望的史學大師一起合影，耄耋之年的老先生是被一輛三輪車運載而來的，顫顫巍巍被學生們攙扶下來，那情景至今難以忘懷。如今轎車多了起來，大學的處長、校長們自也臀底生風，但教授外出講課有專車伺候的尚屬罕見。廳局長的社會地位顯然比一介書生顯赫得多，受人笑臉簇擁，心中自是格外受用。現實告訴大家，做官獲得的物質和心理滿足是清貧學者所不能比擬的。
學術墮落和學術腐敗消磨着學者們的進取意志。那些埋頭書齋數十年而成學界巨擘的大師們星辰般隱去，當年他們漫步走過校園林陰道時，不論相識與否，所有學生都垂手站立道聲先生好。現在這樣功底深厚的先生又有幾位？東拼西湊，買個書號出本誰也不看的書，就能評個教授，嚴謹治學的風氣尚存幾何？浮躁而功利的心態在校園裏蔓延着，很多人不想栽樹卻要摘桃子。罷罷，與其與學術一起“腐敗”，不如取道官場，倒也瀟灑。反正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當官不會差。
黨政機構中增加些有專業技術的官員是好事，值得稱慶。但從部分學者無心治學、有意從政看來，學術聖地或多或少已現出凋零氣象。至少對熱衷仕途的學者而言，對廳長局長的憧憬已甚於對大師巨匠的嚮往。如果學術領地不再能激發出智慧之光，學者們內心深處不再有成爲大師的衝動，那就是文化和文化人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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