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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構建具有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人本意識、憂患意識、道德意識和力行意識對中國社會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
在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創立的儒學即被稱之爲“顯學”。漢以後，儒學取得“國家意識”的合法身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構成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要構建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總體的把握。
和諧意識與和平發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係的和諧與人際關係的和諧兩層意思。關於天人關係的和諧，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張寓天道於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統一性中見出天道的統一性。因此，他既講“天知人”，把天擬人化、道德化；又講“人知天”，強調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動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聯繫起來，主張“盡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爲中介將天和人溝通和統一起來。關於人際關係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稱“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樣的意思，即“和而不同”與“過猶不及”。所謂“和而不同”，說的是對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這是合乎辯證法的和同觀的。所謂“過猶不及”，說的是凡事都有一個界限和尺度，達不到或超過這個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與“過猶不及”的實質乃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度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係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衝突。
當今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和平與發展既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離不開人際關係的和諧。小至家庭，大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發展，都是同樣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對自然進行掠奪性開發，其結果只會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並最終招致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復。
人本意識與對人的尊重
所謂人本意識，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而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樂道和汲汲追求的東西。無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那樣，突出人的個性自由與解放和個體的獨立與發展。但這只是相對而言，第一，儒家並沒有完全抹煞人的個體主體的作用與價值，抹煞人的個體主體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孔子說“爲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實現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說“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認爲“立人”、“達人”要以“己立”、“己達”爲前提。孟子說“道惟在自得”，求道沒有別的途徑，全靠自身的修行和體悟。這都是對人的個體主體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的肯定。第二，主體理應包括個體主體和類主體，主體意識應包括個體主體意識和類主體意識。就類主體和類主體意識來說，儒家不僅不曾忽略，相反卻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從人性的普遍性出發，把人看成是一種社會性的類存在，作爲類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於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於人的家庭血緣關係，以人倫世界、人倫社會爲人的生存發展的根本依託，故而人的社會價值或類主體價值較之人的自我價值或個體價值更重要。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儒家強調“人貴物賤”，認爲人類有着不同於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貴之處，具有其他事物無法比擬的價值；強調“民爲邦本”，認爲人民構成國家政治的基礎，只有基礎牢固，國家的安寧纔有保障，國家的發展纔有可能；強調“民貴君輕”，認爲人民、國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決於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識突出人的主體性，主張把人當人來看待，提倡重視民意，與民同樂，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體現，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於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觀念是通過對人性的肯定來論證人格尊嚴，民主觀念是通過對人權的肯定導出人格平等。人性與人權、民本與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過，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爲民主思想的基礎。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有必要從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養分。
憂患意識與責任承擔
憂患意識是一種特殊的意識，是指人們從憂患境遇的困擾中體驗到人性的尊嚴和偉大及其人之爲人的意義和價值，並進而以自身內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憂患的心態。儒家文化所體現的憂患意識亦正是他們通過對憂患境遇的深刻體驗而孕育出來的宏揚人性尊嚴和人生價值、提升主體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態。它包涵悲天憫人和承擔責任兩層意義。所謂悲天憫人說的是，孔孟之所憂所患絕非所謂感性物質生活的匱乏和個體生存發展上的苦困，而主要是內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類羣體生存發展上的苦困；絕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類羣體之幸福和理想的實現，是物我對立、人我對立的取消。所以當現實的苦困纏繞個人與衆生之際，當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諧的秩序被打破之時，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產生一種深沉的悲情悲願和無限的同情之心，孟子稱之爲“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所謂承擔責任即是在悲天憫人的基礎上所引發的自我關懷和羣體關懷。自我關懷錶現爲謀求主體道德生命的提升；羣體關懷錶現爲謀求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正如《易傳》所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總之，悲天憫人的同情心是責任感得以生髮的直接契機，承擔苦困的責任感則是同情心的必然昇華，二者共同構成儒家憂患意識的有機內涵。
儒家的憂患意識對歷代仁人志士胸懷天下、奮發進取、爲理想而不懈追求傳統的形成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即便在今天，人們仍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啓示。在嚴峻的現實挑戰面前，我們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樣強烈而深沉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責任感，去扛起時代的重任，消除民族的和人類的危機，由憂患而最終超越憂患，實現人類的崇高理想。
道德意識與文明進步
與道家崇尚自然的傳統不同，儒家的傳統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識到道德對於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無德行構成人們人格評價的直接依據。一個人如若沒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貴爲王侯，也得不到萬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窮困潦倒，也能得到萬民稱頌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還是人們設身處地的行爲準則。儒家認爲仁義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義之心也就等於喪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們強調做事要從仁義出發，不仁之事不做，不義之財不取，哪怕與人相處也要有所選擇，要與有仁義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處。再次，道德構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內容。儒家重視教育，但他們所論教育主要不是知識教育，而是倫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願望是通過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後，道德也是國家興衰存亡的重要標誌。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與這個國家上至國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狀況、道德水準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仁義存則存，仁義亡則亡。
儒家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崇尚道德的傳統，而嚴格說來，道德意識與法治意識並不矛盾。一個具有高度道德修養和道德自覺的人，也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他在從事經濟活動中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因此，我們認爲，儘管儒家所論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規範和行爲準則不一定都切合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但中國作爲文明之邦，在發展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崇尚道德的優良傳統卻萬萬不能捨棄。
力行意識與實踐品格
在儒家看來，和諧境界的實現，人本精神的高揚，憂患境域的擺脫，道德素養的提升，無一能夠離開人們投身現實、奮發進取的努力和作爲。因此，儒家經典大多強調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義者。孔子云：“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也”。意思是說，作爲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當有無窮責任、無窮事業，當走向社會、服務於社會，否則，貪圖安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是“士”的恥辱，就不配當一個知識分子。道德修養或道德實踐即通過修身或自我改造以達其“內聖”目標；社會政治實踐即通過事功或社會改造以達其“外王”目標。“內聖”有賴於“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養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賴於“立功”，即在社會上成就一番大事業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學》在強調“修身齊家”的同時，緊接着便講“治國平天下”，認爲這兩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廢，所以儒家反對空談，反對坐而論道，特別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易傳》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求人們去效仿天地運行的剛健風格，去直面現實，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會，而不畏任何艱難險阻；要求人們鍥而不捨，知難而進，奮發進取，依靠主體的力量，通過主體的實踐，完善自我，改進社會。
從中國歷史來看，儒家文化所體現的務實傾向和剛健自強精神，對於中國曆代優秀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愛國主義傳統、追求真理的傳統、與邪惡勢力作鬥爭的傳統的形成，都起了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而這種種優良傳統在今天顯然並沒有過時，仍有賴於我們進一步去發揚光大。我們有理由從儒家的力行主張中獲得有益的啓示，開拓創新。( 邵漢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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