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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英國威爾士的戴維·希利醫生日前向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提出訴訟申請，狀告多倫多大學及其附屬的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要求被告支付940萬加元的賠償費。這就是在加拿大及國際學術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希利事件”。
到加拿大當教授
如果在去年，提起英國精神科醫生戴維·希利，加拿大恐怕沒幾個人知道他。這並不奇怪，希利大夫所在的英國威爾士距離加拿大實在是遙遠，他平常在威爾士所做的事也確實與加拿大不大相干。
作爲一名醫生和學者，希利平時所做的也就是治病、教書、科研，在事業上也小有成就。從1992年起，希利當上了英國威爾士大學北威爾士心理醫學系主任，並任高級講師。此後他發表了上百篇論文，並出版了10多本專著。希利的努力和成就引起了多倫多大學及其附屬的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注意，覺得他是個人才，企圖將他招攬過來。
1999年7月，希利來到多倫多，接受多倫多大學和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考察，雙方對這次會見都非常滿意。2000年1月，多倫多大學通知希利，初步決定聘請他到多倫多大學及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工作，向他提供的條件包括：聘他爲多倫多大學教授，任命他爲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情緒失常及焦慮項目組住院部主任。2000年7月，多倫多大學向希利發出正式任命書，從2001年5月開始，任期5年。2000年9月，希利回信表示接受任命。對一心想做教授的希利來說，這真是個天大的喜訊，況且多倫多大學也爲世界知名學府。
“禍”從口出
2000年11月底，希利儼然以一名教授的資格來到多倫多大學，成爲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主管。
11月29日至30日，在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召開了一次精神疾病國際研討會，希利應邀做了學術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到，國際知名製藥企業禮來公司（ E Li LiLLy）的抗抑鬱藥“百憂解”（ P rozac）可能有副作用，會引發人的自殺傾向，在這方面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希利也許不太瞭解，禮來公司是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主要贊助商之一。該中心的1000萬元的學術基金中，有禮來公司150萬元的捐款。在2000年至2001年度，禮來公司又向該中心捐獻了130萬元。該中心的“禮來學習中心”也於今年剛剛落成。“百憂解”是禮來公司的主營產品之一，每年爲公司帶來10億美元的收入。
開完這次學術會，希利就去了美國。當他12月8日回到家後，發現一封來自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電子郵件，通知他該中心和多倫多大學已收回對他的任命，正式的通知將隨後寄到。希利左等右等，一直沒有收到寄來的正式通知。隨後他又兩次去信與中心進行交涉，但也沒有結果。
發生在希利身上的這件事，讓學術界震動了，人們紛紛猜測多倫多大學的行爲和它與禮來公司的關係有關。
然而，對於外界的猜測，禮來公司斷然否認。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禮來公司從不過問受資助單位的人事安排，公司與希利的任命被收回毫無關係”。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也否認收回對希利任命和中心與禮來公司的關係有任何聯繫。中心主任蓋芬克爾表示，中心收回對希利的任命是因爲希利的觀點“非常極端”。蓋芬克爾說：“這些觀點使希利的許多未來同事感到吃驚，我想將來他在這裏不會受到尊敬與支持。”蓋芬克爾還表示，中心要確保能讓它的病人受到最好的照顧，但希利“極端的觀點及令人不能接受的方法論，會使中心的工作受到影響”。但很多精神病學專家卻不這樣認爲。2001年9月5日，包括2位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在內的27位世界知名的精神病學家聯合發表一份聲明，指責多倫多大學及其附屬的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撤回對希利的任命是對學術自由的嚴重干涉，這種行爲玷污了多倫多大學的聲譽，損害了癮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名聲。他們表示希利並沒有說“百憂解”不好，只是說它可能對某些病人會有副作用，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他們反問：希利的“這種說法哪裏極端？”
專家們的聲明發表後，加拿大的一份報紙刊登了一篇讀者來信，信中稱“希利大夫幾乎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研究著作。即使對一個以看病爲主的醫生來說，他的著作也不算多。”
第二天，同一報紙上又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列舉了希利曾發表的主要文章。如果希利讀過馬克·吐溫的名篇“競選州長”，也許他會想起文章最後的一句話：“你忠實的朋友，過去是正派人，現在卻成了僞證犯、小偷、拐屍犯、酒瘋子、賄賂犯和訛詐犯的馬克·吐溫。”
無獨有“三”
加拿大關於高校學術自由的爭論由來已久，“希利事件”已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加拿大威爾夫大學的終身教授安·克拉克設立了一個關於轉基因食品討論的網站。在網站上，教授開設了一個“轉基因警報”欄目，欄目中的文章對轉基因食品多有不敬之辭。克拉克教授邀請40名專家爲專欄寫文章，但只是10人接受了邀請。另外的人說，他們擔心會爲此付出代價。
克拉克很快就明白了什麼叫代價。在她的欄目開辦不久，學校通知她，說她的實驗室需要搬家。使克拉克感到不安的是，她要搬進的地方是一間多年來一直用來儲藏植物種子的房間，屋裏面充滿了殺蟲劑的味道。學校否認讓克拉克的搬家決定與她的反轉基因食品觀點有關。但在過去的10年中，威爾夫大學收到的公司捐款翻了一倍。在克拉克網站開通的1999年至2000年度裏，加拿大一家轉基因食品公司向學校捐贈了120萬加元的研究經費。在克拉克的不懈鬥爭下，學校最終做出了讓步。她搬進了另外的房間，雖然很小，但她不必擔心殺蟲劑的味道了。
1996年，多倫多大學的研究人員南希·奧利維利在兒童醫院進行了一項關於治療地中海貧血症藥物的研究，此項研究是由該藥的生產廠家贊助的。當奧利維利決定她必須告訴病人該藥的副作用時，廠家以她曾簽署保密協議爲由，威脅要對她採取法律行動。奧利維利隨後指責多倫多大學當時正企圖從該製藥公司獲取歷史上最大數額的捐款，沒有在法律和道義上給她提供幫助。此事在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現在仍餘波未平。
“象牙之塔”開始傾斜
高等院校一向被人們稱爲“象牙之塔”，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裏，這裏好像是唯一不媚金錢只求真理的世外桃源。
確實，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政府撥款是西方高校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學校的科研活動也主要爲政府服務。那時，除了政府部門之外，高校和其他機構之間似乎沒有多少聯繫。但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智力資本”的概念開始在西方盛行，工業化國家開始把高校作爲本國產業從製造業向高技術產業轉化的“轉化器”，政府極力推動高校和企業的結合，“世外桃源”的大門洞開了。在美國，大學校長成爲大跨國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已經司空見慣，他們從企業得到的收入通常比從大學中得到的收入更爲豐厚。在加拿大，聯邦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削減對高校科研的經費資助，把資助的重點轉向學校與企業的聯合研究項目。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不得不求助於企業，一方面從企業獲得捐款，另一方面通過和企業聯合從政府獲得資助。企業的捐款使高校有更多的資金更新設備、招攬人才；學校的研究幫助企業製造出更多的新產品，爲企業贏得了利潤，也意味着爲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推動了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對高校、企業、社會來說，三者應該相得益彰。但高校接受了企業的捐助，必然要考慮企業的好惡。高校要記得，企業的目的是爲了利潤，而高校還要在道義上對社會負責。但如果研究的結果與企業的利益不符，高校應該怎麼辦？“象牙之塔”已經開始傾斜了，但需要它傾向何方？(王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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