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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最近，接二連三地接到家長的電話，稱家有“超常兒”，不甘心送入普通學校接受普通教育。他們有的在家自學，有的卻由爺爺、奶奶承擔起了老師的責任，他們打探、呼籲：能爲“超常兒”辦個實驗班嗎？對於超常教育，教育界的說法莫衷一是，我們在此刊登“不想下課的孩子”，以引起大家對這個話題的關注。
採訪動機
筆者有個朋友到上海出差，聚會時偶爾談及她那不到14歲的女兒明年就要考大學了，讓朋友們大吃一驚。原來，這個聰明的女孩兒，是北京八中少兒7班的學生。在這個班，十三四歲考大學不是什麼新鮮事兒。
令我吃驚的是，當時所有有孩子的朋友都對這件事興趣濃厚，還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超常教育利大？還是弊大？有朋友痛陳身爲“超常兒童”父母的苦惱：授課內容孩子早就會了，課堂紀律差，亂插話，對學校教育沒有興趣；老師找家長投訴，要麼跳級，要麼讓孩子閉嘴。他們更想知道：怎樣的孩子纔算超常？看來，關注超常教育的人不在少數。
打聽的結果，超常教育實驗班上海也開始有了，就在浦東。於是有了這篇報道。事實上，這個選題最重要的“核”有兩個：一是如何理解教育機會的平等與公正？二是一些超常教育的實踐，是否只是“神童”們的專利？難道普通態兒童就只能忍受刻板、僵化的“常規教育”嗎？
超常班的由來
超常班的42個學生經過測試，從浦東地區報名的500多個小學四五年級學生中脫穎而出。
測試方式是與衆不同的。建平學校教科研組的徐穎老師說，有的回回考試名列前茅的孩子沒能錄取，反倒是一些聰明的淘氣包入選了。除了數學、語文科測試外，他們還得通過超文化背景的認知能力測試、智商測試，甚至純生理方面的腦象圖測定（依據是人的聰明與否，在腦生理方面是有差別的）。而所謂超文化背景，就是說與教育程度無關，一個研究生在這項測試中未必比一個聰明的文盲更有優勢。
一個初中階段的超常教育實驗，就這樣靜悄悄地在浦東開始了。
兩個重要人物
這件事至少與兩個人密切相關：一個是建平實驗學校校長姜曉勇；還有一個，是年過半百的程念祖老師。
程念祖：關於超常兒童教育的疑慮，已經一一被實踐解決了
建平實驗學校的這套測試方法來自北京八中。程念祖老師也來自北京八中。
作爲市重點中學的北京八中，在教育界相當知名，迄今辦了15年，招收了八屆少兒班（即超常兒童實驗班）。一個北京記者在有關報道中這樣開頭：
“翻開北京八中‘少兒班’的影集，是一張張博士帽下稚氣盎然的笑臉。9歲上初一，4年完成從五年級到高中的8年課程，13歲進入大學，18歲當博士……超常教育培養出的少年俊才，只留給人們對天才的感慨嗎？”
1985年始，北京八中、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和北京市教科所聯合創辦超常教育實驗班，每兩年招收一個班，人數30名左右。招收10歲左右的智力超常兒童。經過科學鑑別，因材施教，在4年後考入大學。
根據去年的追蹤調查，前三屆98名畢業生中有52人已讀完或正在攻讀研究生，佔畢業生的53％，其中14人已獲得博士學位或博士資格。其他學生也普遍有較大學習潛力和比較紮實的學業基礎。程老師認爲，這說明中學超常教育在開發他們的能力方面，起到良好作用。
由程念祖老師任班主任的少6班去年畢業。這個班33人，去年參加高考時平均年齡14歲，平均分近580分，全部被重點大學錄取。有11人總分超過620分，其中10人考入清華和北大。
從八十年代初中國科技大學開始招收少年大學生開始，社會上關於超常教育的疑慮層出不窮，但程老師自信地說，從北京八中少兒班的實踐看，這些疑慮被一一化解。
疑慮一：超常教育、壓縮學制是拔苗助長。
程老師解釋，壓縮學制並不單純是加大學習時間，而是通過對教材和教法的改革，培養學生自學能力，使單位學時的效率提高，用4年完成8年的學業。以第一屆畢業生爲例，4年所用學時僅是政府規定8年總學時的56．81％，而學生成績達到或超過了優秀高三畢業生水平。而他們在常態教育下，卻總是反映“吃不飽”，在超常班是“剛剛好”或是“跳一跳夠得到”。
程老師打了個比方，傳統教育像是傳統建築，要從底下一層層打“基礎”，速度慢，重複多；超常教育像是現代建築，是框架式結構，先構造好一個學科體系（搭好框架），再進行細部充填，速度快，注重學科整合能力。
少兒班沒有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壓力，也節約了一年左右無謂的複習課時。
疑慮二：超常教育出來的“神童”，自理能力差，缺乏合作精神。
程老師很不喜歡老師一在就靜、老師一走就亂，“就像有了藥癮，不吃老師這個藥就不行”。少兒班非常重視學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與自我管理。他舉了兩個例子：
一是衛生值日。10歲左右的新生入校時，程老師指着乾乾淨淨的教室說：“以後保持清潔就是你們的事兒了。輪流值日，不值日也可以，但下課必須離開教室，不能享受與教室有關的一切課餘活動。”結果只有一個孩子拒絕值日，可憋了三個星期，他實在忍受不了被排斥的感覺，要求重新輪值。經同學們民主表決獲准。後來，這些孩子連畢業聚會之後，都會習慣地把教室打掃得清清爽爽。
二是選班幹部。這事兒老師基本不參與。聰明孩子在一起，容易互相瞧不上，一次班裏發生了“政變”，程老師聽說後，對“領導者”說：“這次你‘成功’了，但如果我是你的同學，我會離你遠遠的。因爲說不定什麼時候，你也會背後‘搞’我一下，我無法信任你。你將失去朋友和合作者。”從此，這樣的事再也沒有發生過。
疑慮三：少年大學生社會化程度低，影響今後發展。
由於少兒班孩子年齡小，社會閱歷不足，少兒班從一開始就重視中外名著的閱讀，不僅提高文學素養和作文能力，也獲取大量社會信息。少兒班的社會實踐活動遠高於普通學生，他們曾經到過恩格貝沙漠植樹治沙，去陝西榆林與農家孩子同吃同住，更在北京參與環保技術與決策研究。使他們較早開始瞭解國情。
大學老師反映，少兒班的孩子熱誠、懂事、有責任感。其中不少人被選爲學生會或團委幹部。
疑慮四：“神童”智力強而身體弱，甚至有早夭傾向。
程老師承認，少兒班學生剛進校時，幾乎所有體能指標均低於同齡兒童，體育老師開玩笑說：“你把全北京的‘廢物簍子’都弄這兒來了。”然而，畢業的時候，這些孩子“改朝換代”，所有體能指標全面超過前蘇聯和日本的同齡人，除了力量性項目外，在跑、跳、技巧等方面，還優於比他們大4歲的大學同學平均水平。
祕訣在於，少兒班4年上體育課的時間，比人家8年的體育課還增加了25％，並加了一門“自然體育”，每週都有遠足、游泳、跳水、滑冰、騎自行車……大考期間也不間斷。其間更重要的收穫，是孩子們的意志品質和抗挫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這些令人神往的教育方式，真的“超常”嗎？常態兒童就不能享受？程老師的回答出乎意料地肯定：常態教育當然也能、甚至應該這樣做。但是，他對此類做法能否推廣表示懷疑：這需要教師有足夠的素質。
在談及有人提出“現在的小學教育基本失敗”之時，程老師對15年來少兒班生源發生的變化發了一點感慨：“如果用燒瓷器來打比方：早期招來的孩子像是一團泥，很容易塑造成理想的瓷器；中期招來的，就像是毛坯，而如今招來的則是半成品，成了形了，很難扭過來。有些很聰明的孩子，被刻板的學校教育給教‘僵’了。”
末了，程老師熱誠推薦：“你應該和姜校長談談，他對超常教育很有些見解。”
姜曉勇：什麼是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是智力面前的平等，還是金錢或是“距離”的平等？
來自大慶油田的姜曉勇，40歲出頭的年紀，說話有股東北漢子的衝勁與銳氣。
在校長崗位多年，他一直琢磨：學生中有的很聰明，卻因爲得不到適當教育，弄成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有的學習十分努力，卻總是跟不上，乾脆自暴自棄。基礎教育是不是應該面對現實，把智力出衆的孩子培養成優秀人才，讓學習困難的孩子有足夠的生存能力？
超常教育是否有悖教育機會平等的理念？
姜校長反問：什麼叫“教育機會平等”？很多城市初、高中分離，小學升初中實行電腦派位、就近入學，這只不過是住家與學校距離面前的教育機會平等。由此而引發的對教育優質資源的爭奪並未淡化，而是從智力、分數的競爭，轉化成爲關係、金錢的競爭，極易導致教育腐敗。
幼年曾爲了兩塊錢學費賣過雞蛋的姜曉勇特意提到，建平實驗學校超常實驗班收費並不比普通班高，如果家境貧寒，住宿費、學雜費還可以全免。
我國很多地方的政府對超常教育的態度是“不鼓勵，不反對”，姜校長對此不以爲然。他說，在西方許多國家，超常教育（或叫“英才教育”）是被列入“特殊教育”認真對待的，有專門的學校、研究機構和師資培訓計劃。但在中國，一提“特殊教育”，就是弱智、殘疾人教育，師範院校沒有超常教育專業甚至課程，國家沒有專門經費鼓勵超常教育的研究與實踐。
“在中國，搞超常教育需要勇氣，更需要科學的方案。我考察了北京、遼寧、天津和江蘇的超常教育，突出的感覺是缺少方案的運行。沒有科學的課程體系，老師全憑個人經驗與智慧在摸索。”
所以，姜校長致力於超常教育教材的編制，“得把北京八中老師的寶貴經驗挖掘出來”。
建平實驗學校實驗班沿用了北京八中的超常兒童鑑別方式、啓發式教學、重視自然體育等經驗。但有一些重要的區別，一是沒有縮短學制，學生在正常的年齡畢業。二是生源只侷限於浦東新區，沒有像北京八中那樣全市範圍招生。姜校長承認，這使他的超常班學生的水準受到一定影響。“不過，我倒可以藉此探討一下，超常教育如何向常態教育輻射。”他透露今後可以試行彈性學制，允許“跳級”。
這個學校隨處可見的中國舊體詩和格言，見到客人不斷鞠躬問好的學生，秩序井然、宛如部隊出操般的升旗儀式和課間操，都讓人印象極深，可見姜校長對“規範”和“規矩”的重視。
“沒錯，越是有才，越要有德。”他認爲，如果不重視超常教育，不重視對超常兒童的德育教育，任其自流，將來這一人羣有可能走向叛逆，對社會造成破壞性影響。
那麼，在不能壓縮學時的前提下，就課程而言，他們的超常教育有什麼特點呢？
“壓縮和擴容”，姜校長簡潔地說。
（根據學校要求，報道中提及的學生均爲化名。）（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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