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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一箇中文不是母語且充滿了文化自豪感的國度，作爲一個外國人能夠進入競爭激烈的主流媒體是件多麼艱難的事情。文化差異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如果說，對這裏成百上千的中國藝術家來說，他們還可以用畫筆或是音樂來和西方人溝通，那麼在電視製作中，語言和思維方式上的巨大差異就更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了。目前的法國主流媒體中，王方輝是唯一能獨立地爲他們工作的中國電視導演。他經常帶着由法國攝影師、錄音師組成的攝製組，爲法國電視臺拍攝紀錄片。
王方輝住在巴黎十二區一條接近城市南郊安靜的小街上。走進他佈置簡單的家，最顯眼的擺設有兩件：一個比一般人家都大的電視和一個有整個牆壁那麼大的書架，上邊擺滿了各類書籍和一盤盤專業攝影帶。王方輝是個很容易和你交談的人，他話裏有一種很能打動人的坦誠。我注意到他客廳房頂上掛着個裸燈泡，連個燈罩也沒有，給人的感覺這裏不是飲食起居之處，只是個落腳點，它的主人隨時準備出發。
■可怕的法國陷阱
採訪王方輝之前，我先看了一部他拍攝的名爲《法國陷阱》的紀錄片。這部反映在法國的中國非法移民生活的紀錄片，1998年在法國最大的電視臺一臺播放後，不僅在華僑界，而且在法國媒體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可以說，這部紀錄片是王方輝在法國媒體打開知名度的“敲門磚”。
影片紀錄的是一組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非法移民的生活。影片中的不少鏡頭我們其實都不再陌生，其中一些場景我們甚至都可以在以前國內播放的幾部題材類似的紀錄片中找到：十來個年輕工人在一個門窗緊閉、大白天也開着燈的地下製衣工廠裏踩縫紉機，一天干十幾個小時的活兒；男女工同住一室，中間只隔着一道布簾……而王方輝這部紀錄片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通過鏡頭，告訴法國人這些黑移民的真實想法。
近年來，移民問題一直是法國社會及媒體的熱門話題，各政黨在選戰中也在此領域爭論不休。九十年代中期，右派政府一項旨在監控發展中國家的入境遊客的法律提案還激起了全法國的抗議遊行。但是，由於法國經濟長期的不景氣，也就是在同一時期，極右派的排外立場在國內獲得越來越大的市場。外國移民成了法國經濟問題的替罪羊，不少法國人認爲，他們辛辛苦苦地工作，政府從他們薪水中扣除高比例稅金建設的社會福利，卻給越來越多的外國移民享用，他們還以低廉的報酬打黑工擠掉法國人的飯碗，等等。移民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壓力，更不用說那 些非法移民了。
法國政府開始加強打擊各國非法移民活動的力度。電視上經常出現膚色不同的非法移民悽悽惶惶地被押上警車的畫面。我國一些沿海省份每年都有數量不小的移民涌入法國，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尤其是事故頻出的非法移民的那部分，成了媒體興趣中心之一。由於法國媒體很難深入中國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生活, 許多報道充滿了不切實際的想象和偏見。較爲典型的就是移民法國的中國人都被描繪成因貧窮而從家鄉出來的經濟難民, 從離開中國的那天起，就爲黑社會所控制，成了毫無人身自由的現代黑奴，等等。
王方輝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了要拍一個關於中國黑移民的紀錄片的想法。作爲一個有機會接觸到非法移民真實生活的記者，他開始關注身邊的這羣人。通過大量的跟蹤調查，他先於1997年和一名法國作家聯合寫了一本名爲《黑移民》的書，在法國有了一定範圍的影響。但是他知道，要想讓法國人知道中國黑移民在法國的真實生活，瞭解這些黑移民的感受，藉助於電視媒體會更有效。
這部名爲《法國陷阱》的紀錄片於1998年年底在法國電視一臺晚間的黃金時間播出後，在法國社會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法國幾家大報，《費加羅報》、《解放報》、《巴黎人報》等都不約而同就這部片子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爲這部片子開了評論專欄。其中，《解放報》上的一段話尤爲中肯：“與把這些人習慣性地表現爲愚笨和麻木不仁的偏見不同，在這部影片裏，我們看到他們一樣幽默，細膩，充滿夢想，富於感情和淚水……”歐洲最大的華文報紙《歐洲時報》也作了諸如題爲“真實客觀，感人至深”的連續報道。1999年，該片被多個法國及國際電視節選中參賽，獲得法國電視金睛獎第二名和法國電視人協會創作獎。
片子的閃光點在於片中的主人公，來自浙江溫州的阿蒙在被法國警察以打黑工爲由拘捕時說的一番話，他說：“我們到底有什麼錯？我們只是看到以前來的人回國都很闊氣，以爲國外掙錢很容易。我們在這裏沒有做非法的事情啊，我們也是靠勞動掙錢啊！爲什麼要逮捕我們呢？”爲什麼？爲什麼？不僅阿蒙這樣問，法國人也這樣問。
王方輝說，看到回國的同鄉都那麼闊氣，就以爲國外是天堂。誰知到了法國才知道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這纔是“法國陷阱”。隨着拍攝工作的進展，王方輝說他越來越感到拍攝這部紀錄片的重要性，他越來越感到一種責任感：要讓法國的民衆瞭解這些黑移民所過的極其艱苦的生活和他們單純的“賺錢養家”的想法，不要簡單地以爲他們是不勞而獲的入侵者。拍攝完這部紀錄片，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國人和法國人的思想差異：在中國人看來，只要不偷不搶，靠雙手勞動就沒有錯，而並不認爲他們的到來給法國人和法國社會帶來的是不平等的社會勞動機會的競爭。另一方面，通過這部紀錄片，法國人也更真實地看到了這些原來他們認爲“食嗟來之食”的非法移民過的竟然是一天工作高達十多個小時，五六個人同睡一間小屋的極其困苦的生活。而這些黑移民在中國的父母還以爲他們在這邊過得是舒舒服服的甜蜜日子……
讓王方輝沒有料到的是，由於頻繁地出入黑移民工作的地下製衣工廠進行拍攝，他竟然被法國警方“盯”上了。王方輝根本就不知道他正在拍攝的這家工廠早已上了警方的“黑名單”。因爲這部紀錄片的特殊性，他們的拍攝工作要做得隱祕，每次進出門時，攝像機都是裝在一個大垃圾袋中，以免引起他人注意。但是幾次頻繁地出入，他也被一直監視這家地下製衣工廠的法國警方“盯”上了。警方認定，他這個經常出入的中國人實際上就是那家地下黑工廠的老闆。後來王方輝才知道，那段時間，甚至連他乘公共汽車時身邊都有便衣警察跟蹤，記錄他和旁邊人的談話。不過最終，幾經解釋和在工廠中做工的黑移民的否認，法國警方還了王方輝一個清白。
■和黑移民打交道
拍攝紀錄片和寫書不同，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合作的拍攝對象，因爲既然是黑移民，誰又願意在電視上“露臉”呢？我向王方輝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笑笑，“確實不容易！”他說他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無償地幫助黑移民了。幫他們填寫各類法文的表格和書信，在他們碰上司法麻煩時，幫助聯繫律師，陪他們去醫院看病，等等。有時，他甚至還要陪一些臨產的產婦去醫院，因爲她們的丈夫不懂法語，根本無法和醫生交流。有時候，王方輝也不好和醫生具體解釋，他也就不再說什麼了。幾年下來，沒結過婚的王方輝已經當了好幾回“爸爸”了。“我想醫生都會奇怪了：這個人有多少個老婆啊？好在這是在法國！”王方輝自嘲道。
他所做的這些，對於那些經常身處困境，在法國兩眼一抹黑的非法移民來說，不啻是雪中送炭，許多年輕的非法移民在和王方輝接觸中都逐漸地把他認作了知心朋友。所以，當得知他所熟悉的幾個年輕人在郊外的黑工場打工時，王方輝試着向他們提出跟蹤拍攝的想法。王方輝說他至今仍感佩於那些年輕人的勇氣，因爲最初是談定播放時在臉部打上馬賽克，但是到最後，他們向王方輝表示，反正也都給警察抓過了，不用遮臉了，“我們又不是在法國做賊，沒什麼可丟臉的！”
也許老天也爲這些年輕人的勇氣所感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影片中的主人公阿蒙後來成了“明星”。一次，他在咖啡館裏剛掏出香菸，旁邊一位法國小夥子就主動遞上火兒，並問道：“我在電視上看到過您。我和周圍的朋友都很關心您和家人的生活。怎麼樣，現在您過得還好嗎？”當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小夥子微笑着說，“我由衷地感到欣慰，祝福您！”阿蒙後來跟王方輝說，這樣主動搭話的事情他碰到過好多次，到法國七年了，他從來沒有像這樣被別人關注過，他感到很高興，原來還有那麼多人關心着他。
■爲自己工作
王方輝說自己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在哪裏都能生活。那年爲法國電視臺和一個慈善機構到西藏去拍片，他和藏族牧民在一起生活，還在高原深處一個破敗的小喇嘛寺裏生活了幾個星期。他拿出當時拍的照片，說剛開始有點不習慣，後來和藏民一樣吃喝拉撒睡一段時間以後，身上雖然發出些異味，卻感到了一種擺脫了人和自然之間瑣碎的中介，充分迴歸自然的自由。“至少，在一望無人的高原上隨地大小便，可比在北京上公共廁所暢快多了。”他玩笑道。
近幾年，王方輝拍了十來部長短不同的紀錄片，從表現中國人抗洪鬥爭到雲南少數民族的獨特生活，再到中國近現代史，以及法國的著名人物傳記。我跟過一回王方輝的採訪，最後只有一個感覺：累。因爲他會做很多準備，提很多的問題，直到把最嚴肅、最不愛說話的採訪對象問笑爲止。還因爲，他拍了大半天的片子後，告訴我們最後能用的只有三五分鐘精彩對白，多了會影響片子質量。
從1988年來法留學至今，王方輝已經在法國呆了十三年，他揣着法國的綠卡，操一口流利的法語，已經度過了生命中的第三個本命年，卻不願意去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看着滿地的攝影器材和堆滿了書架的各類題材的紀錄片錄像帶，大量的各類書籍，我想起朋友介紹王方輝時說的話：“如果哪天你看到他娶回一個土著姑娘，你也不會吃驚。” （本報駐巴黎特約記者 王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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