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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類學學者王銘銘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嫌剽竊，且抄襲篇幅達10萬字之多，實在是令人驚訝。而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從上述事實被公開披露到現在的這段時間裏，學術界，尤其是人類學界中，有不少人出面爲王銘銘叫屈、辯護，彷彿公衆和媒體對此事的關注都是無知和浮躁的喧囂，學界對王的批評則藏着天大陰謀，而惟有王銘銘和嚴肅的學者們才蒙受着不白之冤。一件在常人看來非常明確的事件，被形容得錯綜複雜又是非難辨。
王銘銘的辯護者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學術著作，尤其是社會科學類的學術著作，相互的啓發、借鑑是正常現象，“剽竊”行爲難以界定，因此王銘銘的做法是否剽竊尚待討論；二、即使王銘銘確有剽竊行爲，也應該作爲“學術問題”而在學術界內部進行討論、解決，而不應該公佈於衆而引得公衆和媒體介入；三、考慮到王銘銘在人類學界的貢獻和地位，即使犯錯，也不應該“一棍子打死”，北大的處分過嚴，是迫於輿論壓力的軟弱表現；四、媒體對此事的報道是惡意的“炒作”，而且浮躁的媒體和對王銘銘有惡意企圖的學界不良分子有相互勾結和利用之嫌。
對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並不奇怪，但學界中人以這樣的理由爲王銘銘辯護，卻讓人有些不解。首先，社科著作的剽竊問題可能確實萬分複雜而難以界定，但在一本30多萬字的著作中有10萬字出自他人而又不予註明，則複雜的事情就變得簡單了——除了剽竊，不可能再叫別的。其次，學術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不必然是“學術問題”，而是比學術“低”得多的基礎問題，學術剽竊就是這樣的問題。對這樣非學術的問題，不能僅在學術界內部解決。像人類學這麼高深的學術，公衆可能不懂，但對剽竊這樣的簡單問題，公衆一聽就懂。而且《想象的異邦》是公開出版、出售的書籍，不是學界內部傳閱的私人讀物。這樣的著作中出現剽竊問題，是對公衆（儘管可能是一小部分）利益的侵害。對此公衆有權知道，作者必須向讀者有所交待。再次，王銘銘確實不該被一棍子打死。但錯誤就是錯誤，錯誤應該得到相應的處理，況且學術剽竊絕非小到可以輕易原諒的錯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再大的錯誤都可能得到原諒，但其前提是犯錯的人必須對自己的錯誤有足夠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必須向因他的錯誤而受到傷害的人承認錯誤，請求原諒。就此事而言，王銘銘應該公開向學界和公衆承認錯誤，誠懇道歉。
到目前爲止，王銘銘尚未就剽竊一事做任何表態。但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看，在該事件上，王銘銘似乎有頗多難以直言的曲折。學界中也有人以爲王銘銘沒有必要剽竊因而其中必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事件確有其他原因因而可以洗清王銘銘的責任，則不但是他個人的幸事，也是中國學界的幸事，因爲所謂學術腐敗，已經成了中國學界洗不脫的惡名，如果有一件事可以證僞，大家都能得到些安慰。
至於有人認爲此次事件的背後，有學界派系之爭的陰謀，因而指責媒體被人利用，則是有些小看了媒體，至少是小看了認真的媒體。媒體維護的是公衆的權利，批評的是對公衆的欺騙。至於學界內部的派系爭端、勾心鬥角，才真正是“學術問題”，最好在學界內部解決，媒體沒興趣關心。(張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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