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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華人少年美文大賽”的評選會上，一些大學教授和著名文藝刊物的主編行使了一回“文化權力”：他們讓一篇本來說好價值10萬元的頭獎作文不值10萬元，而只值3.33萬元了———3篇獲獎作文並列第一。“結果大大減削了這一話題的熱度”，“連最關注這一話題的新聞記者們都大爲遺憾”（見2月11日《中國青年報》教科文版報道《三少年均分一篇作文獎金一篇作文值不值10萬元》）。這都是觀衆和記者未能免俗，其實，最感到遺憾的應該是出資贊助的企業，因爲他們是有明確的企業目的的。儘管董事長表示“尊重評委會意見”。
評委們的這種選擇，雖然是在對14篇優秀作品困難地權衡中作出的，但是他們卻有一個很明確的態度：“負起文化責任，扼制商業炒作”。其實，這次大賽和這麼高的獎金，是不是商業炒作，他們要不要擔起這個“扼制”的責任，本來在事前就能判斷出來，而不參加這樣的炒作就是一種態度了。正如現場一位企業家所言：“如果規則不合適，評委完全也可以選擇不參評。現在臨時改變規則，既是對規則本身和制訂這一規則的企業的不尊重，也是對早已知悉這一規則的社會大衆的不尊重。”
看來，在這個作文大賽評獎的問題上，知識分子意識與企業家意識發生了衝突，不僅是前者的文化責任意識與後者的廣告宣傳意識發生了衝突，而且是前者的文化責任意識與後者的市場規則意識發生了衝突。這是當代文化衝突的兩個層面，都具有普遍性。
中學生作文大賽是文化事業。這樣的文化事業，即使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企業家的百萬贊助，也能辦成辦好，那些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也會參加。那要純得多，也不會有這樣的文化衝突。但是，現在我們已經處身於市場經濟之中，也已經有了企業家的百萬贊助，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種環境中，沒有企業家贊助的作文大獎賽，是否還能吸引來那麼多、那麼好的作文，就是一個問題；是否還能找到這麼多知名的評委也是一個問題。在許多這樣得到了贊助的文化事業中，企業家是出資者，也是規則的制訂者；而應邀前來的知識分子是規則的接受者。這個格局和態勢是很清楚的。一個接受了規則的知識分子，在活動中突然想起文化責任來，是不是晚了一點呢？反過來，如果他們不是突然想起，而是一開始就拒絕參與這種“商業炒作”，是不是也無力了一點呢？因爲他們不來，是不是還會有別人來，我們並不清楚。再反過來想，如果最後一輪的優秀作文不是水平相距不大，而是一枝獨秀的局面，評委們是不是就會坦然地讓一篇作品價值10萬，而不必“負起文化責任，扼制商業炒作”了？
在這個事件中，我總覺得評委們猶豫不決，與他們鮮明的文化態度形成反差。這一點當然無關宏旨，不必苛責。但是重要的是，他們是以規則破壞者的身份承擔了一回文化責任，這使得文化責任的令名，也不免受了點兒牽連。文化責任是堂堂正正的，它儘可以在這個商業炒作充斥的社會裏打出自己的旗號，喊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在規則面前也須是堂堂正正的。它可以拒絕企業家的規則，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規則，讓企業家接受。這都是堂堂正正，讓人尊敬的文化態度。但是，如果已經接受了對方的規則，卻突然亮出自己的旗號，彷彿偷入敵營，詐了人家一下，雖得小勝，卻輸了威風凜凜之陣，堂堂正正之旗。從這件事的結果看，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力”，還是受社會尊重的。爲了使它更受尊重，它應該講究一點規則。(馬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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