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文學評論家 | 格非：清華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 |
以韓寒為首的少年寫作群體正甚囂塵上，在市場上來勢洶湧。大量文學新人甚至低齡兒童都在加入文學、出版的大軍，似乎呈現了出版的多元化格局。作家格非和評論家白燁顯然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在市場的多元化表象下，其實潛藏了文化選擇的單一性，值得懮慮的是好的文學在文學的主流上不佔優勢。格非剛剛任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歸來，白燁是出版界資深業者，且聽兩位有話要說——
■觀點：
少年寫作是一種投資行為
少年寫作嚴格意義上是准文學
我們缺乏流行文化批評
白燁：我覺得這些年少年寫作，或者叫中學生、小學生寫作現象越來越突出。這個現象裡不是有很多人為因素的話，也許還可以復制下去。但是這幾年，確實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所以這種現象比較令人懮慮，代表性的像韓寒，韓寒的《三重門》印了幾十萬，然後又出了一本散文集，又印了幾十萬，在今年1月份的第二本長篇小說印量也是30萬，靠它作品本身的話，30萬非常不容易，但是這種數量之後包含很多的因素。這個現象令人比較懮慮的是，可能給創作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於正在寫東西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響，對整個文壇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一面，從總體上講，文學這個行當，應當說還要講閱歷，並不是說越年輕越聰明憑一點寫作技巧憑一點基礎馬上就能寫得很好，我覺得真正的文學還是要技巧的。
格非：這個問題分成兩部分，一個部分是商業寫作，它跟出版業，跟我們整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的意識又是相關的，寫作的低層化、低齡化，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學校的這種教育體制，父母如果說是給小孩子進行一筆投資，他希望很快收回這筆投資，他的這種投資心態，使這種寫作越來越成為一種投資行為。比如說這次新概念大賽，我是評委，就是這幫孩子，很多人，我在上海的時候跟他們接觸，帶有非常強的功利目的，通過寫作能夠上名牌大學，能夠加分，目的非常清楚，這就違背了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寫作意義的初衷。好的作文確實比較少，我不否認這個是社會發展當中帶來的，這個實用的動機可以說是全國上下都非常的厲害，從普通老百姓到大學教授，我們沒有辦法苛求那幫孩子，因為他們的生長環境就是充滿了競爭，充滿生存壓力和充分的對未來的懮患這樣一種意識，所以寫作帶有很多的功利性。讓我們感覺到非常懮慮的這樣一個現狀，出版業也是在推波助瀾，因為我經常去逛書店，逛書店的時候我就很郁悶，中國每年出版那麼多書乾嗎，從我個人來講有很多書在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大家在拼命地出，追求銷量，它有一個龐大的商業利潤，出版社在不斷地制造選題和轟動效應，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一般地來說，作家的作品還沒有開始，出版商就開始考慮了，什麼樣的書是有市場的，所謂的市場預期，所謂的想象空間。
我們現在的文化本身自覺地培養了的一批美國迷、日本迷、韓國迷，他們的生活方式從裡到外全是這樣一種時尚，比如說喜歡看好萊塢大片，喜歡喝可樂，喜歡開奔馳車。這就很容易造成一群從文化上依賴西方的孩子。
白燁：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在一種社會、經濟的過渡狀態中，就是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怎麼樣能夠堅守本土文化，使得本土文化能夠在跟世界文化進行對話的同時不失去自己。在這個過程裡，我們的文化批評不夠，尤其是流行文化批評不夠。剛纔格非說到出版界，尤其商業運作對少男少女寫作的推波助瀾作用，我非常有同感。這幾年出版業是有功又有過的，功是這幾年出版數量品種很多，出了很多很好的書。另一方面也通過商業運作的方式把市場搞得很亂，我個人覺得我們出版行當的有一些人就是說在選題的水平上不高，尤其是文化責任感或者叫社會責任感不夠。咱們反過來說少男少女寫作，如果它自然而然地去發展的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加上很多商業的東西在裡邊之後使這個東西就變了味走形了，比如說現在韓寒像是這樣一個文壇上的神話，宣傳成名迅速致富，這種東西，它確實會帶來很多很消極的影響。嚴格意義上講包括以韓寒為代表的這樣一些學生的東西是一種准文學，或者說是初級階段的文學，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主要還是講靈感講技巧的東西，還不是有充分的生活積累、生活體驗、生活感受的東西，因為我們講文學的時候就是用語言創造形象，用形象來反映現實，那麼這裡頭肯定是要有很多閱歷在裡頭，少男少女這一塊如果它是文學的話，那也是准文學，就不必把這一塊一下子炒得很熱很火，好像文學方向在這兒。
■影響：
出版界應該自我反省
對文學新人的負面影響較大
格非：這種寫作很熱鬧，但是對我來說，毫無印象。比如說韓寒的東西我是從來沒有看過，我不便對他的作品發表什麼看法。很多作家本身他想賺點錢，這沒什麼不好，但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真實地面對寫作的心態，這個很重要。我看到新概念作文，一個問題是他們失去了真實的心態。我認為這樣是不可能產生好作品的，就是說你在寫作的時候，你不具備任何表達真實的勇氣。他就想怎麼樣寫好，怎麼樣吸引別人，怎麼巧，怎麼別出心裁。上次我聽到王蒙在會上的一個發言，我非常同意。他說我感覺到那幫孩子有一個很大的缺憾，他們的語言很好，文纔很好，但是他們在文章當中應該是天真爛漫的，青春期嘛，他們有各種關懷，但是沒有反應出來，他們談的問題都非常空，非常大，然後他們很多寫作的策略，怎麼樣引起評委的關注，他們就把很多的心血都放在這種方面去。
白燁：像是他們這樣一種寫作，尤其是對寫作會產生一種什麼影響？我覺得對格非這樣的已經在文學上有相當的造詣和定力的作家來說，一般不會產生什麼影響的。我覺得倒是對另外一些人有影響，就是對那些文壇上還不太知名，正要往出冒，還沒有冒出來的一群人，比如說像是70年代，包括特點年齡差不多的一些人，會對他們有些影響，它會帶來一種焦慮，讓很多人覺得我們不趕緊寫的話，後頭的人就追上來了。80年代的這撥兒，光我知道的，不光是韓寒一個，包括像北京、上海，另外還有一些在國外留學的中學生，就是十六七歲這樣的孩子寫的一些作品。我看了以後，覺得他們確實有纔氣，語言比較好，但是從我的這種觀點來看，跟他們此前的70年代、60年代這些比的話，那確實是無法比的。從這方面看，代表性的韓寒，他的獲得是大於他的實力的，就是說他得到的比他應該得到的多得多，這種是炒作所賦予他們的文學之外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當然要產生他們的負影響。
■問題：
批評正在媒體化
批評家基本成為了廣告文案創作者
比較好的文學在主流文學中不佔優勢
格非：在國外，文學在不同層次上面對不同讀者，但在中國這一點恰恰界限不清。出版界的人有意無意地造成誤導，比如說我推出一本書，他知道它不好，但是銷量很大，但是它會把它包裝成了中國最偉大最優秀的，代表中國水平的，這樣在輿論上帶來一個不科學不真實的引導，這個我覺得是錯誤的，因為你要知道，媒體代表著非常重要的一個權利，現在很多的知識分子轉向搞傳媒，為什麼搞傳媒？傳媒的力量太大了，它可以影響讀者，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傳媒在很大的程度上要負責任，應該反省自己了，應該有一種道德上的責任感。比如大學生，他們就是讀這些小說長大，對他們能沒有影響嗎？當然影響很大了，他們就認為這些作品是最好的作品，他們不屑於讀魯迅，不屑於讀卡夫卡，讀福樓拜。所以我們在評價暢銷書的時候，應該盡可能地客觀一點，很多批評家都是專家，出版家也是專家，他們在說一些違心的話，這種本身對中國的青少年教育確實產生了很多的負面影響。我覺得這個問題必須提出來。
白燁：這確實是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批評家和出版社形成一條流水線運作的方式，其實我覺得更值得懮慮的是批評的媒體化，而不是媒體的批評，批評家現在基本上是出版物的廣告人，或者說叫廣告文案，現在跟80年代比，有一個很大區別，80年代出版還沒有商業化，批評家就是專心致志地盯著作家和新的作品去寫評論，現在誰再專心致志地花幾年工夫去研究一部作品，研究著一個作家看起來很傻，現在大家都忙著在各種各樣的會上搞，然後要發言、吃飯、寫文章，作為批評家來說，我自己也經常在反省，這確實也是一個問題。我在別的文章裡頭也講到這個現象，就是說批評媒體化比媒體批評的問題更值得關注。
格非：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在這個商品社會的時候他們會認為這個商品時代是一個永久的時代，會認為以後的事情就是這樣大家趕快掙錢，出名須趁早，這樣一個東西使很多的人處在一個恐懼當中，覺得我再不奮進的話我就完了，但是你從一個大的歷史觀的話，人類社會已經發展進入了多少不同的時期很難說得清楚，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眼光的話，我們來看待文學的話，很可能就會被人家市場牽著鼻子走，失去了應有的定力，也就是判斷力，所以我就是這樣來看這個問題的，這個在未來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怎麼變化取決於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我們有些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些不同的聲音很可能在未來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在我們整理當代記憶的時候可能會發現歷史當中很重要的一些價值准則，這個我覺得都需要社會各種不同的聲音能夠發表，但是我們現在很糟糕的一個現實是比較好的文學，它在主流的文學上不佔優勢，這是很糟糕的一個東西，所以這個權利的分配它不是很平均。
白燁：它甚至在出版物這一塊也不佔主流，就是說商業造成的表面多元化下面其實是非常單一的選擇。
格非：現在這個表現越來越清楚，至少佔主導的地位是這樣的。它在邏輯上講是多元化的，對每個人都敞開，但是問題是市場挑選什麼，它從來不禁止你不能寫作，但是市場它對你熟視無睹，它不看你，你就馬上消失，因為你生存不下去，所以市場的東西很可怕。對市場化我們不做反思的話，這個多元化是無從談起的，現在很多人認為市場化就是多元化這是絕對錯誤的，我說這個觀點根本不能成立。
■觀點：
作家不應漠視市場
少年寫作現象源自喜新厭舊
作者無錯 炒作者有過
白燁：這個觀點非常重要，我們從經濟到文化都過於相信市場和依賴市場，而對市場本身沒有做分析，沒有想到我們如何利用市場、把握市場，讓市場為我所用，這一點上我覺得確實我們做得太不夠了，在圖書市場，尤其是在文學出版，如果大家都去遷就市場的話我覺得岌岌可危了。有一個問題就是讀者需要引導，市場需要培育。
格非：所以我就主張作家應該主動來應對市場化，作家一般是兩種態度，一個就是迎合，還有一個就是排斥它，這兩種辦法我認為都是不對的。一個作家如果說你放棄了對市場視而不見，完全對市場冷漠，既然市場對我不重視，我也不會去管他，這種思維方式就是自甘消失的觀點，應該有一種新的眼光去看待這個市場。當然我覺得作家的使命感你不能放棄。
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對文學的認知，像是比賽，有新的就有舊的，新的一定比舊的好，舊的一定有弊病，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東西，中國的老百姓都喜歡新的東西，都喜歡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什麼與國際接軌了就是好的，這個意識在中國的老百姓生活當中非常普遍。他們迫不及待地盼望一個新的東西出來了，就是這個現象背後的東西，這個問題不解決，這種現象就會不斷自我復制。出版商是用這個來炒作的，這個群體好炒作，推出新人。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在面對這樣一個市場化的過程中，大家一下子全都亂了陣腳。社會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衡量成功，你是不是成功人士，你能掙多少萬，那麼這就要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對每個人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
白燁：這些問題的出現不光是一種寫作現象，它實際上也是一種運作效果，或者是一種消費現象。我個人看法，作者無錯，大人或者叫成人、炒作者有過，因為我覺得就是說包括像韓寒，他那種非常帶有另類色彩的意義，一種寫作姿態，被炒得那麼火，提得那麼多，對他個人肯定是有影響的。圖書出版這幾年越來越追求最大的利潤，至於做什麼書，那是手段，目的在錢。我個人認為出版這個行當不光是一個經濟效益或者是商業行為，本身是一種文化行為，而這個文化行為我覺得它裡頭就應當加兩個效益，既講經濟效益還要講社會效益，不能光講經濟效益，雖然是兩個效益，講社會效益是軟的，講經濟效益是硬的，目前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從這個跡象來看，我個人對這一點表示懮慮。
格非：我們現在這個市場本身處於初級階段，剛剛打開，所以我們著急也沒有用。莫言在清華講，我辛辛苦苦寫一本書，橕死了1萬本，那幫小孩一出手就是八九十萬，這個我覺得沒有必要多管，至少個人我可以肯定，我也不是說對金錢沒有興趣，我也是很有興趣，但是你得拿到這個錢，而且我覺得除了金錢的興趣外，還有更大的興趣，比如說樂趣，比如說寫作當中我跟讀者的交流，比如說我自己的寫作帶給我的這種快樂，我覺得這個可能比金錢更大一點。(黎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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