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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們凱歌行進、意氣風發地邁入“知識經濟”和“學歷社會”，媒體和書商不遺餘力地打造“哈佛女孩”、“牛津男孩”的當代神話時，《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吳苾雯的力作《“逃離”大學》，在這片現代化的交響中發出了一個不諧和音———或許更甚，是一聲驚雷。
我們已經零零星星地知道大學校園裏的另一道風景，很多學生失望、無奈、厭學、逃課；我們沒有在意，沒有深究，以爲那是每一個時代校園裏都存在的少數問題學生，現在則多了些扮“酷”和標新立異的“另類”。吳絆雯敏感地捕捉住並放大了這一現象，她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龐大的“逃課族”。據一項調查，“基礎課逃課率在25％以上，專業課逃課率在20％左右，至於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等公共課的逃課率在50％以上！”而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歡所學專業而厭學的學生比例竟高達40％！還有一些學生另做選擇，退出了這場以消磨青春爲代價的“遊戲”，自己玩去了。“逃離教室”和“逃離大學”的學生原因複雜、情況各異，但顯而易見，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教育現象，深刻地暴露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教育危機和文化危機，蘊涵着具有挑戰性和顛覆性的強大力量。在鶯歌燕舞的高等教育的高速道下，我們看到了地火在運行。
我想起了80年代初那場影響深遠的人生觀大討論：人生的路爲什麼越走越窄？這一命題的當代版，是數以億計的青少年正在深深陷入的人生困境：對未上大學的人而言，人生的路只有“上大學”一條；對許多終年苦讀、披荊斬棘進入大學的幸運兒，卻是對大學深深的失望和困惑。
這種失望有兩個基本的來源。一是許多視高考爲人生惟一目標的學子，在專業選擇時或者是茫然無知，或者是屈從了師長或世俗，進入大學之後才發現對所學專業毫無興趣。學習於是成爲一種折磨，這種苦楚之深之痛，每一個性情中人自不難理會。更多的學生感到失望的是陳舊的教育和教學。繁多的課程，陳舊的教材，滿堂灌、填鴨式的講授，死記硬背的考試，使得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涯被稱爲“後中學時代”（王朔的說法是“高四、高五、高六”）；而讀研究生，又回到“本科時代”。他們理想中的大學，他們心儀的教育，“應該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但是他們沒有那種被搖動、被推動、更沒有靈魂被喚醒的感覺，卻感到“大學越來越像工廠，流水線生產同樣的產品，生產力在不斷提高的同時，我們的生存空間卻越來越小”。“出國派”忙於考“託”考“G”，“實踐派”忙於在校外兼職打工。“分數、出國、賺錢，現在學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狹窄。他們日益繁忙，卻不知道爲何繁忙……”
大學生的這種自我寫狀，大致是當前教育的實情。我國的高等教育，近些年來在數量、規模、培養能力上迅速發展，在管理體制和教育教學上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無需諱言，就整體而言，它仍未能超越50年代形成的蘇聯模式和計劃體制的架構，其內在的品質、文化和屬性———或者說教育的“軟件”———並未得到應有的更新和改善，遠遠落後於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的實際要求。例如，學生轉系、轉專業的學習自由，早在1952年實行全國統一高考制度之後就消失了。缺乏對人的個性發展、興趣愛好、學習自由的基本尊重，學非所願，用非所學，不僅造成人力資源和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也是這幾十年來優秀的創造型人才難以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無視教育規律，甚至有違人性的做法，至今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矯正。激烈的升學競爭繼續掩蓋着高等教育陳舊落後的真相，擴招的巨大壓力則壓倒了高等學校改善內在品質的動機。與之相伴的另一個基本事實是，時至今日，學生對學校的管理、教師和教學幾乎沒有什麼管理的權力和參與的渠道。繳費上學的學生仍被習慣性地視爲計劃體制下只需服從的感恩者，而不是自主的個體、積極的學習主體和學校的真正主人。
然而，山不轉水轉。那種以爲青年人必須這樣、只能這樣的社會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一次，沒有人生觀大討論，許多青年學生逃離教室，走出校園，其實是在用腳投票，用另一種“參與”表達了他們的否定態度。這對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大學，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背叛”。一些大無畏的青年則用自主學習、自主創業的選擇向世人證明，人生的路不止一條，成功之路並非註定在校園。信息時代、網絡技術和市場化、學習化的社會環境，使得在大學之外的自我設計、自主學習，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可行性，其自我實現的空間和可能也是過去難以想象的。當然，這條路的風險和挑戰，是循規蹈矩的校園生活無法比擬的，需要大得多的自信、生存和學習能力，少數先驅者的成功不是可以簡單模仿的。
無論失望還是希望，背叛還是挑戰，大學校園裏的這種騷動是一種警示。天在變道也在變，我們需要有危機感和緊迫感。新世紀之初，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已經驚濤拍岸。我們準備好了嗎？(楊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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