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與大學生有關的新聞時見於報端。
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的“傷熊事件”;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學生陳某,因與家裏鬧翻,家裏不再給他錢。他就從校團委辦公室偷竊53張信用卡及密碼條,透支得款27900元;今年2月,天津醫科大學學生馬曉明,因4門功課不及格被學校勸退,因爲覺得無法向家人交待,竟然打算殺死父母和奶奶後自殺,馬的奶奶和父親不幸身亡;數天前,北京一高校學生馬忠義,攜帶仿真槍、匕首、膠帶等,潛入本校女生宿舍樓。將兩名女生捆綁,用不乾膠粘住她們的嘴,以殺人、引爆炸彈相威脅將兩人控制,並索要錢財。
一系列聳人聽聞的事件,都發生在大學生———這些人們印象中的高素質人羣身上。這些做出如此極端行爲的學生,走到今天這一步,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原因和家庭背景,但是,還有一個不得不問的問題:我們的教育有沒有缺課?
就此,我們邀請一些教育界人士談了自己的看法。 ——編者
從這些事件來看,其背後有許多因素與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相關。
比如天津的馬曉明,表面上看,是不能讓人容忍的行爲。進入事實層面,重要的起因是因爲他成績不好,不敢向家人交代。因爲他沒有達到家人代表的社會期待,不能承受壓力,想自殺,又怕家人傷心,就殺了家人。這是非常奇特的現象,反映了這樣一種社會文化下的個體行爲。
而另一個學生馬忠義,不喜歡自己的專業,想重考家裏又不同意。而換專業在目前的學校制度下,也是相當困難的事。
其實,教育制度的彈性可以更大,比如說專業調整問題。我們在2000年曾經對北京18所高校的大二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一半以上的學生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一半以上的學生在選擇本專業時並不瞭解它。他們非常被動地接受自己的專業。
學生在成長階段不定型,應該多給他們一些空間。國外的中學後期屬於方向指導期,老師在日常生活中會特別觀察學生的發展方向,爲了更專業化,還配以職業傾向測試。
所以,我們的教育在幫助孩子怎樣選擇方面做得還不夠。
公衆之所以如此關注與大學生有關的事件,表明對學校教育功能的期待和對一些教育現狀的不滿。
公衆希望學校更純淨,更有效率。從某些方面說,學校的課程與社會生活脫節,學校教育有意無意地迴避社會現實複雜的、陰暗的一面。可另一方面,學校這種淨化的環境使學生缺乏處理現實生活的能力。這些做出極端行爲的學生,他們責任能力很差,不善於做出選擇。除了選擇使自己解脫,他們找不到更積極有效的辦法。
能讓他們進入大學的高分,並不表明他們具備了真正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
競爭是現代社會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但是現在學校教育中通行的競爭觀卻很狹窄,多是從分數的高低來衡量學生的好壞,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表現,結果導致很多孩子認爲自己是失敗者。其實孩子表現能力的方面很多。
對學校和教育的期待,從更大意義上說不是學校能完成的,學校不是世外桃源,它只是所依賴的大社會的組成部分。平和地看,學校不可能超越社會,製造擺脫社會影響的產品。(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史靜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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