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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就業指導中心報告廳，300個座位座無虛席。一幅橫幅，一張招貼畫，“畢淑敏新書首發式”看上去簡單樸素。作家畢淑敏帶着她剛剛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新書，來到清華大學學生中間。著名作家、清華大學教授格非先生熱情助陣，主持了這個集發書、演講於一體的活動。
畢淑敏演講：
我想先用半個小時的時間做一個主題演講，後一個半小時我很想和同學們進行不拘一格的交談。我這個講演的題目是：“你是否要預知今生的苦難”，這題目有點嚇人。
你是否需要預知今生的苦難，是我在美國訪問期間一次談話的題目。當時是在餐桌上，討論得特別激烈。大約有一半人說他們非常想知道他們今生將要遭遇什麼樣的苦難。還有一半人說他們不想知道。我屬於不想知道的那一派。爲什麼？因爲首先這在技術上是不可能達到的。我們沒有辦法來預知今生會有哪些苦難。比如說劉海洋（近日“硫酸潑黑熊”事件的主角——編者注）。那天我問幾個同學，你們說劉海洋苦不苦，有人說苦，有人說不苦。劉海洋五十六天的時候父母分居。劉海洋今年21歲，20年前中國的產假只有56天。我猜想，劉海洋的母親在懷孕的時候，他父母之間就開始了爭論。這種狀態下孕育的胎兒，能說是幸福的嗎？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分居，3歲的時候正式離婚。在他的童年，他連窗戶都不能靠近，相與爲伴的只是一籃積木和拼圖。五六歲開始上學，人家欺侮他，罵他，他都不知道那些罵人的話是什麼意思。後來直到他報考清華大學，他填寫的是生物專業，他媽給他改成計算機，他改了回去，他媽又給他改回來，當他再想改的時候，他媽說你要再改我就把志願表撕掉。我也是做母親的，我認爲劉海洋母親這一招挺兇的，夠厲害的，給劉海洋造成的壓力也是巨大的。這樣的苦難他能否預知？技術上做不到。
但是人生一定是會有苦難的，我們無法預知。越是你有一個抱負，有一個理想，承擔很多很多的責任，要去建立常人所未曾建立的功勳，我覺得，你就越要做好準備，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苦難。而且是很孤獨的。但我覺得，如果我們從年輕時開始準備，建設那樣一個“防護林帶”，就可以決定我們如何對待苦難的態度。當我們遇到苦難的時候，像遇到癌症這樣的生死威脅的時候，其實這苦難的核心是一個哲學的問題，就是我們人是有一個大限在等着我們，無論你多麼年輕，無論科技怎樣發達，無論你怎樣氣壯山河，無論你有多少愛與被愛，那個大限就在那裏等着我們。正是因爲死亡的存在，才使我們的生命變得那樣寶貴，才使我們要決定，用這有限的生命，一步步的走過去，當我們不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我們會留下什麼。
有一天晚上，夜裏兩點鐘，突然電話鈴響了，嚇得我一激靈，一定有像死了人一樣重要的問題，否則不應該在兩點鐘給人打電話。嚇得我……（同學中有手機鈴聲驟然響起，演講者和同學都大笑），我糊里糊塗把電話拿起來，一聽是我兒子。他正在外出差，他告訴我說，媽，我特感謝你。我心裏說，就是感謝也不能半夜兩點鐘就急着打電話。我問，你感謝我什麼呀？他說我感謝你有一天和我談了人生。我想，他在幾千裏遠的地方，他可能面對着滿天星斗，想到了人生這個問題。其實人生，我覺得，還是你年輕的時候就要去想一想。儘管我們每天都很忙碌，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是隻要你花時間想一想，它可以給你節約出很多時間。只要把你人生的目的想明確了，一些重大的問題，非常重大的問題，五分鐘內就可以決定。（略……）
格非：現在請大家提問。
■苦難不會自動地轉化爲動力。並非苦難越多，動力越強
一男生：對於人生有不同的態度，有的很開心很隨意，不做思考；有的對宇宙，對生命的意義進行很深奧的探討，比如尼采，但是不見得有很好的結果，有的精神分裂了。我想知道，你是否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對自己的生活進行過這樣的思考，然後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
畢淑敏：我先把這本書籤了字送給這位同學。（同學笑）這個同學的問題是我怎麼看人生，是吧？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給自己規定有個人生的意義，不是書本上教給我們的，不是父母給我們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得出來的。對我個人來說，我會用我的生命去做我所熱愛的事情，而這件事不但對我是快樂的，而且對人類是有所幫助的。我想就是這樣。它說起來比較大，比較空洞，但落實起來……比如說有人讓我寫電視劇，但不是我喜歡的，就把它拒絕了。所以我認爲，因爲有了大的目標，一些小的事情，就會變得比較簡單了。
一女生：我想知道你對苦難的態度。我還想知道，你爲什麼把你的新書的首發式放在清華。
畢淑敏：我覺得苦難不會自動地轉化爲動力。並非苦難越多，動力越強。苦難究竟會轉化爲什麼東西，取決於我們怎樣看待它。在苦難面前，是把它化作動力，還是把它當做一種藉口，甚至因此得出人性惡的結論，去報復這個社會——我在遭受苦難，爲什麼有人卻是如此的幸福。怎樣看這樣的問題，可能需要一個積累，不是一個簡單的等式。
這個同學的第二個問題是，我爲什麼選擇清華。我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欠着清華的講演。去年、前年，清華的學生會就邀請過我，去年我在北師大讀書，沒時間。前年，實際上我已經答應，但是迫近三八節的時候，我卻來不了了。因爲有另外一家邀請了我去演講。雖然清華的邀請在前，但我還是答應了另外的那家邀請，我對清華做了一件背信棄義的事情。在那個特定的情形之下，我覺得那個地方比清華還重要。那個地方是北京市的女子監獄。監獄中的幾百名女囚犯，在3月8日和我有一個談話。我當時心裏思想鬥爭也挺激烈的。我想，我一輩子見過的“壞女人”是否能有幾百個。我將集中看這麼多人，我想和她們談談我對生活的看法。她們能接受我這些看法嗎？心裏一點把握都沒有。面對這份邀請，我覺得自己作爲女性，有一份責任。我在家裏想，如果我去講演，我叫她們什麼，“女士們”？好像不行。“同志們”肯定不行。最後我終於特意打電話問，稱呼什麼好，他們告訴我，你就稱呼“姐妹們”。後來談得還挺好。監獄裏當時幾百名女犯穿着淡藍色衣服坐成一個個方塊，四周邊上坐的是警衛，從臺上看下去，我覺得很像一塊塊的手絹。我跟她們說，我們來做一個遊戲。一下子旁邊勞改局的領導嚇壞了，以爲我和她們玩丟手絹的遊戲呢。他事後對我說，你要知道，把幾百個犯人集中到一起，我們擔負着多大的責任哪。萬一暴獄可怎麼辦呢。我說，這個遊戲不必大家都活動起來，你們只需要坐在座位上，閉上你們的眼睛，聽我講。我說，我講到哪兒，你們就隨着我想到哪兒。我說你們先想，你們每個人最寶貴的五樣東西是什麼？我看見她們都閉着眼睛，我想她們肯定都在想。後來我問，如果你要在五樣東西里捨棄一樣，你捨棄什麼？這樣一次一次地捨棄下去，最後只留下一樣，是什麼？女犯人們鴉雀無聲。後來我說，遊戲做完了，你們最後留下的那樣東西是什麼，我不知道，願意告訴別人你們就回去彼此告訴，不願意的話你們就在心裏永遠保守這個祕密。但是我想，即便在這高牆之內，即便你們都觸犯了刑律在這裏服刑，你們最後留在心中的那一樣東西，終歸不應該是罪行，而應該是人世間美好的東西。
第二個理由呢，我特別想跟理工科學校的學生有一個交流。有一次我和日本筆會的朋友談話，當時正是奧姆真理教事件沸沸揚揚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奧姆真理教裏的那些高級的幹部，全都是理工科的大學生。然後那個日本人得出結論：愛好文學的人比較地不容易犯罪。他說那些奧姆真理教的人全不愛文學，不看文學書。後來我寫了篇文章，題目就是《愛好文學的人比較地不容易犯罪》，投給《北京青年報》。
■語言文字看起來很廉價，但它是我們人類所能掌握的傳達心靈的最有力的武器
一男生：畢作家，你是我比較喜歡的爲數不多的幾個作家之一。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你作品裏邊的人文關懷，再一個就是文字乾淨。在今天這樣一個連《十月》都刊登着粗製濫造、不知所云的文字的時代尤其難得。我想提兩個問題，第一個我想知道，當作家應該怎樣錘鍊自己的文字功底，希望畢作家就自己的親身經歷說一下。我想這個問題是大多數文學愛好者比較關心的。第二個就是說，當代文壇什麼時候能夠出現真正的好作品，換言之，中國的文學如何能夠走出低谷，出一些能夠真正傳世的給人以震撼的作品。作家應該怎麼辦？就這兩個問題。
畢淑敏：謝謝那位同學對我的表揚，其實我做得還很不夠。我想，對語言文字要熱愛它。語言文字看起來很廉價，因爲一個人可以沒有房屋，沒有土地，沒有錢，可是他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如此燦爛的文化。我覺得語言真的是太奇妙了，它已經成爲我們人類所能掌握的傳達心靈的最有力的武器了。社會不停地發展，科學不停地發展，各行各業都有一些專用的術語，但是一個作家，我們卻要用漢語，來表達那些最微妙，最精彩，最美麗，最動人的情感，我覺得對於語言應該去熱愛它，去研究它，去分辨它那些最精細的差別。同樣的語言，爲什麼會在不同人的腦海裏激起不同的浪花。我覺得這是非常奇妙的。有一個捏麪人的師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他對面的熱愛。什麼地方的麥子磨的面最好，受多少陽光照射，什麼樣的土壤裏生出的麥子，它磨出的面是不一樣的。面里加上什麼樣的調料，什麼樣的顏色，什麼樣的香料，它的柔韌度，它的表現力，它的色彩，耐久性，也有差別。雖然我對面的感受，除了饅頭和餅的區別，沒什麼更多的感覺了，但是看了這篇文章我深深地被感動。如果同學們喜歡文學，要熱愛我們的語言。我們中華民族傳下來這麼浩瀚的文學財富，其載體就是我們的語言。
第二個問題，關於中國文學何時能夠創作出偉大的作品。我覺得這個問題就送給大家。昨天王蒙先生把他的十萬塊獎金捐出來設了個“春天文學獎”，用來獎給30歲以下的作家，我真的是充滿了一種感動。同學們都是30歲以下，我想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話說：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其實男人女人都孤獨，人註定是孤獨的——別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別看烈火烹油那樣的轟轟烈烈
一女生：我是電子系的學生，學電子工程。我想說，在這樣一個學校裏，壓力還是很大的。人家學德語學法語的女生結伴去逛街的時候，我還要在這裏做好多好多的題，看好多好多的書。我來這裏聽你的演講，還總在想有許多作業沒有完成。現在有一個說法：男人孤獨便優秀，女人優秀便孤獨。如果學理工科，學得很多了，是否會變成一個很可怕的人？現在清華有一種說法，清華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現在社會上對女人的期望值非常小，不要你多麼優秀，學得很好。高中的時候還能夠看各種小說和各種雜誌。上了清華以後就沒有時間了。我現在盡全力學習，也就是能獲得過得去的分數。就我現在這種狀態，也就只能看看讀者文摘，別的根本就沒有時間看，小說和散文也沒有時間看。所以我就想知道，我們的未來是什麼樣子的。還有，學理工科的學生追求人文的東西到底對他幫助有多大？
畢淑敏：感謝這位同學，我能夠感到她對我的信任，對大家的信任。何況她還有那麼多作業沒做。我能夠理解你的那些壓力和恐懼。你後面提了很多問題出來，我覺得那些問號不是問我，而是在問你自己。這世界真的是有偏見，你剛纔說到的那些感受，你現在感受着，你一生都將能感受到。我們不能夠去決定那些東西，但你怎麼樣來對待，你可以做選擇，然後你爲你的選擇付出代價，也享受你的選擇給予你的自由。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更合理，希望自己能夠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你剛纔談到一個說法，“男人孤獨便優秀，女人優秀便孤獨”，我想說，其實男人女人都孤獨，人註定是孤獨的——別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別看烈火烹油那樣的轟轟烈烈。因爲每個人都很獨特，必須獨自面對世界所有的風霜雨雪，所以人註定是要孤獨的。這種孤獨會變爲一種動力，也可以變爲一種盾牌，一種藉口。孤獨是一種存在，一種中性的存在。我在美國，訪問了一個臨終關懷醫院，就在訪問期間，就在那一時刻，有一個人就死了。院長跟我說，無論一個人活着的時候有多麼的熱鬧，他必定要一個人孤獨地面對死亡，沒有什麼技術可以讓人們成羣結夥地一起分享死亡。所以，男人女人都是一樣的，都要面對孤獨做出選擇，並且所有的選擇都有正面的和負面的東西。你可以對自己說，我也要去做一個文科生。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但是做了就要負起責任來，就是勇敢地走下去。
一男生：我大約是在初中二年級時看過你的有篇文章，題目是《孩子，我爲什麼要打你》。剛纔你在演講中還提到劉海洋，提到你的兒子深夜給你打電話，感謝你跟他談了人生。我想知道你對家庭教育有什麼看法。
畢淑敏：這個同學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首先，我對《孩子，我爲什麼要打你》這篇文章的觀點，現在要做重要修正，因爲我想那屬於家庭暴力。雖然我極少打我的孩子，但是我打過他。我現在十分慚愧，儘管已經向他道過歉了。當時這篇文章被轉到《讀者》上去，許多文摘也把它摘了去，所以流毒甚廣。我現在重新審視，我覺得對一個孩子，一個弱勢羣體不能打，我現在已經儘量改正，在出所有選本的時候，都要求對這篇文章不要再選，而且對中國作家協會版權代理委員會處理版權事宜的人說，所有來商量選這篇文章的，都要阻止他們選這篇文章。今天有機會和大家講一點心裏話，我也非常高興。如果你們的父母因爲這篇文章打過你們，我向你們誠懇道歉。
■親人之間的溝通是很有效益的
一女生：在作爲醫生和文學創作之間，你在選擇上是否有過猶豫？我母親也是醫生，也很喜歡文學，在選擇上她就猶豫不決。我也想替我母親瞭解一下這個問題。
畢淑敏：你這個問題問到我心坎裏了，選擇真是太痛苦了，因爲我尊重醫生。剛開始我是不 喜歡這個職業的，但是我後來發現醫生是和生命發生最緊密的關係，病人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託付給你，那是建立血肉相連的這種聯繫。寫作常常處於一種幻想的環境，如果寫得順手，寫到夜裏三點，明天早上不可能精神飽滿地面對把生命的一部分交給你的人，我怕造成別人的痛苦，這是一種罪過。魯迅沒有開始進行臨牀，他向藤野只學了基礎課。郭沫若幼時得病，有一隻耳朵失聰，在臨牀上聽不到病人的心音，所以他們在學生的時候就停止了醫學實踐。當我選擇寫作的時候，把聽診器和洗好的工作服放進櫃子裏的時候，禁不住潸然淚下，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夠開始行醫。
一女生：我看到過不少你寫的作品，很悲壯，也很美。但這本書（指此次帶來的新書《面具後面的臉》——編者注）是否使你對世界的思考方式有所改變？你在剛纔多次提到你的家人和先生，在你的生命中，你的先生是多麼重要的角色？對你的生活有什麼 影響？
畢淑敏：先說這本書的題目。這是我在美國的一個藝術學校，他們讓十幾歲的女生做手工，讓她們做一個面具。面具正面是平時給人的印象，反面是真實的你。孩子們都很投入。其中一個女孩子，我書中提到的，她的父母 都已經去世，她寄居在親戚家，心靈受到了很大的磨難。她做的面具正面很美麗，她認爲是大家平常看到她的樣子，反面卻充滿了金屬、羽毛和石子，可以看到她內心很冷淡，很絕望。沒有人能看得清她的內心，這就是一種分裂的局面。精神病，醫學上叫精神分裂症。如果用兩種標準對待自己和他人，能量會大量地流失，這種衝突，是很危險的。我們應該讓學生自己去探索，找到自己的差距，由不和諧變爲和諧。人實際上是需要面具的，這是由於社交的規矩的需要，但人的本質要真誠。每個人要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和諧。
我愛人對我來說，意味着手和腳，有時會覺得是我的一部分，相依爲命。
一女生：我很壓抑，感到沉重，因爲剛纔一直都在談苦難甚至死亡。其實我們關心的不是預知，而是如何渡過苦難。比如我很少見到父母的笑臉，我們就感到恐懼。
畢淑敏：父母爲何沒有笑臉呢？你考上清華他們會很高興呀。可以通過溝通試試看。親人之間的溝通是很有效益的。你可以試試多跟父母溝通。你跟他們講，我多麼希望看到你們的笑臉呀。看起來，只要做，也許並不那麼難。我曾經和陸幼青探討過死亡。中國把死亡定義爲黑暗的，醜陋的，冰冷的，恐懼的，絕望的。我覺得應該重新推敲。國外現在有“死亡學”，它認爲死亡是我們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對生命的必然終結，應該有更健康、更正面的接納。做起來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慢慢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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