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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4年，北京大學就開始創辦“文史哲綜合試驗班”。參加該班的學生在本科4年裏，將會被作爲未來的“國學大師”加以培養，學習文史哲三系所有基礎課的內容。因此，該班又被稱爲“大師班”或“國學班”。但是，絕大多數首屆學生畢業後，出國從事與“國學”並不相關的研究，留下繼續深造者寥寥無幾。此後幾屆學生的情況也大致相同。於是，從2001年起，北大停辦“國學班”。而時隔不久，武漢大學又在策劃開辦“國學班”，並於近日正式招收新生。武大辦“國學班”的目的，據說是要“培養幾個讀書種子”（2002.3.28《南方週末》）。
如武漢大學“國學班”的招生布告所言，開辦“國學班”“旨在培養系統掌握我國傳統文學、史學、經學、小學的基本知識，熟練閱讀應用中國古典文獻，懂得兩門外語，熟悉當今世界人文科學基本走向的複合型人才。”這樣的要求是否過高，筆者不敢妄加評論。不過，僅靠幾年有限的學校教育，就能培養出一批“國學大師”，確實需要打幾個大大的問號。帶着這個疑問，筆者曾和幾位教授探討這個問題。出人意料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對這種培養“國學大師”的做法表示懷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目前的社會環境看，顯然不大具備產生“國學大師”的土壤。“國學大師”能否在教室裏培養，恐怕還需要用事實來說話。按說，以北大的學術優勢，7年的“國學班”試驗，尚不成熟，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培養“國學大師”遠非易事。至少，筆者認爲，僅靠高校在短時間內挑選一部分學生來培養“國學大師”，顯然是一廂情願。至少，北大實驗班的低調結束，就說明了這一點。
每個時代都應該有自己的“國學大師”。但是，“國學大師”的產生，除了必要的學校教育外，和社會環境、個人的天賦密不可分。在這方面，學校教育只能作爲外部條件而存在。相反，傳統文化教育的斷層，使孩子從小很難接受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如此長時間的教育脫節，使許多青少年得到的“國學”薰陶幾近於零。可以說，文化教育的先天“營養不良”，早已將未來的“國學大師”人爲地扼殺了。
此外，高校因學派、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很難接受民間有志於國學研究者的觀點，從而也影響了“國學大師”的誕生。事實上，有時候，有希望成爲“國學大師”的人，恰恰是學在民間。筆者曾在河南採訪過一位農民，他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硬是憑着頑強的毅力，苦鑽文字學，在漢字構造方面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僅謄寫好的手稿就有一米多高，並曾應邀參加過漢字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遺憾的是，他目前仍被排斥在大學的門外。
這幾年，有關“國學”的話題挺熱，從呼籲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到北大、武大的“國學班”，應該說都是在爲重振“國學”而努力。這樣的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這涉及到如何看待“國學”的問題。王夢馬先生認爲，“所謂國學，大致就是一個基本功問題，相當於通讀一遍十三經加半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問題在於，是否具備了這樣的基本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爲“國學大師”，恐怕未必。事實上，要配得上大師稱號，還需要在某個領域有獨到的建樹。從這種意義上說，“國學大師”堪稱國寶，而不可能像現在的教授頭銜那樣“普及”。
學術研究同樣面臨一個與時俱進的問題，即應以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國學”研究。以小學方面爲例，隋唐的音韻學，宋代的註釋經傳，清代的訓詁學，不僅是當時那個時代的產物，而且達到了後人無法企及的高峯。正因爲如此，它們才被後人尊稱爲“國學”，併成爲後人研究的對象。我們的學者所要做的，是如何走創新之路，在多個領域內有所建樹，甚至登上一個“制高點”，使之成爲我們這個時代標誌性的學術“摩天大樓”，這纔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其實，我們之所以很難再造就出一批季羨林、張岱年、饒宗頤這樣的“國學大師”，除了浮躁的學風影響外，是和現行的教育體制也有一定關係。這恐怕是許多人都意識到的問題，可是它的改變卻非一日之功。(劉海明、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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