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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青少年輕鬆愉快、一氣呵成寫就的日記或書信，用文學的標準看就是一篇不錯的散文。但他們在完成老師佈置的作文時，情形卻變了，內心的苦思冥想不是互相打架就是顧此失彼，曾經輕鬆的筆頓時重得難以下手。這時候，寫作差不多成爲一種苦役。
這種反差之所以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大原因是第一種寫作心靈處於自由的狀態，第二種則戴着手銬腳鐐。這不難理解。日記是自己對自己說話，性情所致，喜悲怒罵，可以盡情地描述與抒發；書信起碼也是有話要說，而且沒有立意的制約，所以也自由。而後一種寫作是要交給老師看的，他的評價與學習成績息息相關，所以要有所收斂，中規中矩。
這裏所說的規矩如果合情合理，就沒有再說的必要。問題是，許多老師對作文的要求是違背科學的。最突出的表現之一是唯理，就是不相信和排斥人對生命的體驗與感受，認爲只有理性纔是高尚可靠的。這種用理性壓制感性的做法，與唯物主義重視實踐和感性背道而馳，把豐富多彩的生活打壓得只剩下瘦巴巴的幾根骨頭，使記敘文、隨筆等充斥空洞的說教，爲了迎合這種說教，有時不得不去扭曲生活。唯理論強逼着學生漠視人的複雜性和生活的豐富多彩，不僅妨礙他們學會體驗和挖掘生活，也窒息了他們身上的藝術細胞。目前嚴峻的現實是，私情私語因爲違忤老師的意志，學生們只好隱瞞，唯理的方法因爲老師喜歡，他們只能無中生有。拋棄來自生活的真情實感，用瞞和騙的手段寫作，生產出來的只能是廣受批評的“新八股”、“假話”和“貧血”作文。
按照一般的規律來說，自由的狀態不僅是生產佳作的途徑，而且使作文無比快樂。作文的快樂首先是心靈的快樂。雖然苦思冥想意味着傷腦筋，但對心靈而言，它不過是肉體的疲憊，這種疲憊伴隨着人們發掘和表現自己，實際是快樂的附屬品。
但許多老師對此滿不在乎。他們固執地認爲，自己寫給自己的文字，寫給他人的信件，即使激情洋溢，文采飛揚，也僅僅屬於私情私語。作文與報刊發表的文章一樣，是拿出來給人看給人唸的，不能不把關，不能不講思想影響。不寫羣衆的道理，缺乏有益的教義，有什麼價值可言呢？他們像故意要跟學生作對，看學生痛苦心情舒暢似的，把學生的作文一個接一個地放到唯理的牀上，長的無情地鋸掉，短的要使勁拉長。他們常常顛倒作文的好壞，把鮮花和掌聲送給了“假、大、空”。
許多教師並不懂得，“私情”“私語”有許多固然難登大雅之堂，但對作文（不是論文）而言，“私”所代表的“這一個”是作文不可或缺的第一元素和寶貴品格。作文的社會意義和教育價值就寄寓在“這一個”的“私情”與“私見”之中。因爲，給人教益的形式並非只有明理，閱讀時心靈的一個顫抖，說不清的一個幻想，高興時的一個微笑，傷心處的幾滴淚水，都是受到教育的方式。
我們自己的閱讀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之所以閱讀小說、散文和隨筆，是因爲相對於紛繁廣闊的世界和多姿多彩的人生，我們自己的經歷、生活、思想、情感總是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天性驅使我們要從別人那裏接觸、瞭解、感受這個世界，豐富自己的閱歷。對於我們不知其所，不知其然的事物，我們也願意聽聽別人怎麼說，怎樣想。對那些瘦損乾癟，千篇一律，了無生機的東西，我們本能地會予以拒絕，因爲它不能提供給我們新鮮有意思的東西，使我們的閱讀失去了意義和價值。
即使革命導師，對此也非常重視。作爲革命者，他們並不主張把革命與文章的“這一個”對立起來；作爲寫作高手，他們的作品就是光輝的典範。雖然年代久遠，他們關於寫作的一些觀點至今仍不乏強大的說服力，並從一個側面詮釋了他們爲什麼是文章高手。列寧堅決反對對文學實行“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他強調指出，“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馬克思則辛辣地指出：“指定的表現方式只不過意味着‘強顏歡笑’而已。”“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爲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一種或寥寥的幾種形式，只能產生平庸的作文。漠視“私情”“私語”，作文的園地不會百花爭妍。(唐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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