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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經費：難解的多元方程
幾天前，在教育部主辦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關於大學經費的籌措和分配，成爲討論的熱門話題。中外校長坦誠的溝通、細緻的分析，爲我們列出了一道高難的“多元方程”：在經費籌措上，校長們各有取財之道，也各有酸甜苦辣；在資金分配上，又是“最易引起爭端，最難擺平”。
不同的方程同樣的難解
世界銀行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目前高等教育的主要情形是經費“處於世界性危機之中”。雖然各個國家的體制不同，但全球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大衆化浪潮，使得經費成爲中外大學校長的共同難題。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教授甚至將經費列爲建設一流大學的首要條件。
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在給大學提供了辦學自主權的同時，也結束了它躺在國家懷抱中完全靠撥款過日子的歷史。對於中國大學校長來說，從上任的那天起，經費問題就如影隨形地成爲工作中最傷腦筋的一部分。
如何籌措經費？在近百位中外大學校長中，恐怕要數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校長陸登庭教授最解箇中況味。
當記者問及募捐這個問題時，陸登庭教授坦言，募捐不容易，要把它當作事業來做。在這項事業的長河中，他從不放過每一個可資開發的細流。聽說美國西海岸有一位老嫗有意捐獻遺產，他便乘飛機趕往老人的住所遊說，以後的日子裏無微不至地關心她的健康，最終，老人把遺產捐給了哈佛。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積累，他從1991年至2001年任哈佛大學校長的10年間，共爲學校募集了100億美元。他說：“當然，哈佛募捐主要有賴於校友會。哈佛擁有分佈在100多個國家的30萬名校友會成員，還有300多個專業籌資小組在世界各地爲哈佛籌資。”
在國際上，大學爭取社會捐助已成爲傳統，許多大學都像哈佛一樣，有自己的募捐機構。校董會的主要作用也是籌資，紐約大學選擇校董會成員的原則是：“捐錢，找錢，否則請便。”
而在我國一些大學領導者的觀念裏，募捐還是可有可無的點綴，這與我國高等教育從古到今基本上是“學在官府”有關。因此，我國募捐要走向制度化和規範化，還需要觀念上的改變、制度上的保證。
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校長吳家瑋認爲，我們有“樂善好施”的美德，也有“施恩圖報”的傳統。但如果單靠捐款者的高尚動機，是無法最終走向制度化的。國家要制定相應的減免稅收的政策，並創立募捐機制，在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內，讓捐款人名利雙收。
募捐不是方程的唯一解
衆所周知，我國是以公立院校爲主的高等教育體系，經費來源主要還是國家各項撥款，但在窮國辦大教育的前提下，如果經費的“瓶頸”不能突破，我們的大學無論創建世界一流還是走向大衆化，都將十分艱難。
國內的大學校長認爲，除了積極吸引私人捐助，還要開拓更多的經費籌措渠道。同濟大學校長吳啓迪教授對記者說：“找錢不是校長額外的負擔，而是分內的工作。過去我們的本事是向政府要錢，現在我們要學會到市場上去找錢。”
大學是發明的場所，是知識創造的中心。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許多大學已經學會了用知識換取報酬，將科技發明的優勢轉化爲經濟上的優勢。如今專利轉讓不僅成爲大學與企業合作的一種形式，而且已經成爲大學經濟收入的一個亮點。大學也可以用發明開發產品，或建立公司，直接走向市場去創收。在這些方面，北大方正、清華同方作出了表率。
在經費來源上，各國大學校長都有一本難唸的經。互相取經，也是此次論壇的題中應有之義。外國校長說，中國的高等教育有兩點是值得他們學習的：在世界許多國家高等教育經費在財政收入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的情形下，中國反而加大投入；雖然加大了投入，中國的高水平大學經費大概也只相當於世界一流大學的零頭，但中國一些大學在許多學科領域卻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資金分配是方程最難的解
用吳家瑋校長的話說，經費如何分配是“最易引起爭端，最難擺平的事”。
當家才知柴米貴。中方校長最想了解的是外國大學教育經費的分配比例和管理狀況。在小組討論會上，北京外國語大學陳乃芳教授等幾位中方校長問陸登庭教授，哈佛下屬各學院從社會渠道爭取的研究經費，有多少比例交給學校統一支配？陸登庭介紹說，在研究經費方面，不同學院的直接和間接辦學成本不同，交給學校的管理費也不同，最高達70%，最低只有10%。就像政府徵稅一樣，學校收上來的錢，大多數都以各種方式返回到各個院系，只有少量花在學校的整體事務上。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經費投入很重要，但這筆錢如何分配更重要，如何做到“有所爲有所不爲”？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教授說，他們是把錢集中用在建設一流學科上，將“211工程”等科研上的幾股力量整合起來，共建“理化科學中心”。初創階段，有的教師指責這是“一種類似炒股的學術路線”。如今中心已攻克了許多世界難題，大家也統一了思想：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必須選準突破口，集中人力財力，在重點領域有所突破。
打好“成本與效益”的算盤，是校長們必修的功課。“要拿有限的錢做最有效的事情，”吳啓迪校長說：“同濟的土木工程等學科很強，我們首先得保證這些學科。另外我們地處上海，必須加大對汽車專業的投入，積極爲地方經濟服務。”陳乃芳校長的算盤是：從成本效益來看，北外投入非常大，要開32種外國語，又要小班授課，要掙錢不容易，就通過開展項目找錢，如阿拉伯語大樓，就是阿聯酋的國王和王儲捐助150萬美元建起的。
在這個論壇上，我們恪守的“君子不言利”的傳統暫時被擱置一邊。中外大學校長們達成的共識是：錢很重要，當今世界已經沒有哪一個政府能支付得起高等教育暴漲的經費，大學必須尋求多元化的經費來源，並加以有效支配。
高尚投入與經費優勢
競若
論壇最有意思的，是觀點的交流和碰撞，帶來觀念的變化。這次名流雲集的中外校長論壇在經費問題上變化有三。
一個是談與不談的變化。過去國內教育系統的大會、小會和研討會，也總要說到經費緊張、教師待遇等問題，但只是原則上談，極少聽到各大學德高望重的校長們具體談如何籌措經費，或者要談也只是在私下談、小範圍談，或者只做不說。“君子不言利”，傳統如此。而這一次，大家充分地談，貼心地談，毫無保留地談，既具體又深入，都想看看別人究竟是怎麼做的。
第二個是要談和必須談的變化。而同樣令人大開眼界的是，原來經費不僅要談，而且必須談，甚至要放到頭等位置來談。國外許多名牌大學都是私立，因此，有效地籌措經費，是這些名校校長的一個重要職責。
第三個變化是怎樣談經費。我國高等教育以國家投入爲主，過去談經費，更多地談怎樣爭取國家多投入，地方多支持，政策多傾斜。而這次聽國外名校的校長們談經費，更多的是如何使出渾身解數，向社會向市場籌措。過去，對哈佛大學，人們常驚歎於它每年高額的經費投入，此次論壇上，關注了另一面：這些經費是怎樣籌措來的？據介紹，美國等國家的大學，從學生學費到政府企業的研究經費，從出讓專利、成立公司到向社會發行債券、接受捐贈，籌資渠道多種多樣。一位校長詼諧地總結：“豬往前拱，雞往後刨，各有各的道。”美國哈佛大學十年接受的捐款總額超過100億美元，着實不是個小數字。
高校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有目共睹。而回顧科學發展史，可以看到，許多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發現和發明，都是在大學中完成的。因此，在不少社會捐贈活躍的國家，各階層早有共識：資金投向教育，是一項高尚的投入，既是爲社會作貢獻的好渠道，也是流傳美名的好方法。而學校也積極展開工作，提供渠道，讓人們的這種理性認識，最大限度地變成具體的行動。
建設高水平的大學，離不開經費的優勢。我國經濟持續多年高速發展，市場經濟活躍，民間資金積累日趨豐厚，“高尚投入”如何能聚財有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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