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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對東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01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學生薛亞鵬來說，是一個不幸的日子，這一天爺爺去世了。爺爺是他最親的人，他29日晚上得知這個消息後，要請假回家，但根據教育部有關規定，學生不得離開學校。是選擇回家盡孝？還是從大局考慮不離校？薛亞鵬最終選擇了後者。
爺爺象風箏一樣去了
薛亞鵬的爺爺是28日早上5：00左右去世的，薛亞鵬的爸爸沒有打電話告訴他，家裏人怕他因感情衝動而擅自回家，他們知道學校已經根據教育部的有關文件精神做出了決定，"非典"流行期間學生不得離開學校，家人怕影響他的學習和生活。26日，薛亞鵬的爸爸曾給他打電話，說爺爺挺好的，不要擔心。27日晚上爺爺也還給薛亞鵬打過電話，叫他不要回家。沒有想到28日早上，爺爺就去世了。薛亞鵬向記者講起他28日晚上做的一個夢，夢見與幾個好朋友一起去放風箏，後來風箏的線斷了，消失在空中，一個朋友說風箏去了。薛亞鵬說他不相信夢，但可能是對爺爺的想念所衍射出來的一種感應。第二天早上薛亞鵬去學院請假，說想回家，學校勸他不要回去。晚上他給家裏打電話，家裏一直沒人。他把電話打到鄰居家裏，鄰居告訴他爺爺早上去世了。薛亞鵬的心陡地往下沉，立即給年級主任慄建民老師打電話，要請假回家，慄建民又向公共衛生學院分管學生工作的黨總支副書記吳映紅彙報。吳映紅給薛亞鵬打了無數個電話，勸他要冷靜，事情已經發生了，要學會承受，對他千叮嚀萬囑咐不要擅自回家，學校已經制定了非常嚴厲的處罰條例對擅自離校的學生進行處罰，這是爲了整個社會"抗非"鬥爭的需要，也是我們大學生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通情達理的家庭
薛亞鵬是南通如皋人，由爺爺帶大的，他生下來10個月起就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在上小學的時候，當時他還不會騎車，爺爺每天早上5點鐘起牀，給他和哥哥做蛋炒飯，然後用自行車帶着他去上學，中午和晚上又騎車去接他，風雨無阻。左鄰右舍也經常對他們弟兄倆說，長大後要好好報答爺爺。可爺爺去世了連最後一面也沒有見到。在薛亞鵬的心裏，爺爺對他最好。但爺爺也是一個非常講原則的人，爺爺是一位老黨員，知道服從大局，關健時期不許學生離校回家是關乎大局的事情，他多次叫亞鵬不要回家去看他。爺爺在生病期間，有時候看着牆角的陰影說，是亞鵬回來了嗎，趕緊叫他回學校。薛亞鵬的爸爸、兄長也都是有思想覺悟的人，他們一直對他隱瞞着爺爺的病情，就怕他離校回家。
最起碼的社會責任
30日上午，薛亞鵬又向吳映紅書記請假，吳映紅還是苦口婆心地勸他，雖然尊重他的感情，但學校有紀律，一律不得離校回家，因特殊原因回家的，原則上不許再回學校，回到學校也要進行留驗觀察，這樣既耽誤學習，又給家裏人造成心理負擔，最最關健的是在回家的過程中感染了"非典型肺炎"怎麼辦。吳映紅還把東南大學學生會的倡議書、人文學院杭菲給全體網友的一封信等給薛亞鵬看。後來鑑於情況特殊，學生處批准薛亞鵬的請假。下午，薛亞鵬南京的親戚要趕到南通，有專車。薛亞鵬的心情十分複雜，一邊渴望回去送送最敬愛的爺爺，一邊是領導、老師的勸導和學校鐵的紀律，以及由此帶來的可怕後果。經過緊張的思想鬥爭，薛亞鵬決定不回家，這也是遵循爺爺的遺願，是對爺爺最好的悼念。薛亞鵬對記者說："如果我回家，勢必會給周圍的人帶來更多的麻煩，我沒有權利過多地去影響別人的正常生活，況且作爲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在這種非常時期要具有最起碼的社會責任。"
買件黑衣悼爺爺
30日晚上記者決定採訪薛亞鵬時，他正在學校附近的商店買黑T恤，他說他心裏一點準備也沒有，打算以此來悼念爺爺。而且他來見記者時也穿了一身黑衣。可見爺爺在他心中的地位是很重很重的。當記者問他是否已託人帶一束鮮花送給爺爺，他說他不想這麼做，他要等"非典"結束後親自到爺爺墳前，去跟爺爺說幾句話，因爲誰也無法替代他與爺爺的感情。他心裏最難過的，是很遺憾沒能見爺爺最後一面。但他相信他做出的這個決定爺爺一定會涼解的。
關心無處不在
薛亞鵬29日晚上得知爺爺去世後，一個晚上沒有睡覺，到30日下午都沒有吃東西。老師、同學都很關心他，擔心他的身體。晚上鳳啓龍、範紅薇、檀革紅等同學把他拉出去吃飯，並監督他把最後一口飯吃下去。還陪他去洗澡、買黑T恤。吳映紅書記和慄建民老師不時地給他打電話，發短消息，勸慰他節哀順便，讚揚他以大局爲重，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樣既是關心自己，也是關愛他人。就在晚上8點多鐘記者對薛亞鵬進行採訪時，吳映紅又給薛亞鵬發來短消息，說明天早上9點鐘找他，並再次叮囑他要保重身體，從悲哀中走出來，投入到正常的學習和生活中去，希望第二天能在學校舉辦的學生體育活動中見到他。
後來記者獲悉，就在30日，南通28日發現的首個輸入性疑似病例被確診爲非典型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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