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根紅
時間的流逝比我的青春還倉促，轉眼間，我在這個學校已經呆了一年了。確實是呆，比呆頭鵝還呆。這一年裏，我一直都在問自己，你是誰，你究竟在這裏幹什麼？我只是搖頭。我曾極力地想把自己融入到這個新的環境，卻始終都找不到我與這所大學的連接點。就像一場強扭的婚姻，雖然表面上是一家人，卻沒有什麼感情。也許是因爲，我本來就不屬於這所學校；也許，我只是一個窮酸的行者，不小心路過這個城市的這個學校，當夕陽落下時，人們已經一批批散盡，而我的腳卻仍沒有離開。
如果當初一切順利，我現在就快要畢業了。可是不是。我只能跟着下一屆學生參加一次流動的假面舞會。我知道，第一名不能說明什麼，不管是機遇還是努力。我從來不認爲，我就應該比別人更有資格進入這個學校，我就應該是公費的。但我不能理解的是，爲什麼有人偏要打着第一名的旗幟比我先入學，把我擠在一旁。當我找到學校的負責人據理力爭時，他們看都沒有看我一眼，只是甩給我一句話：他是本校畢業的。你要是想上就明年來，不想上就趕緊說，後面的人還多着呢。我當場噎住。也許現在我還感激他們，終於讓我跨進了這個校園。雖然這所大學是拒絕我的，但我還是要掙扎着，爲自己的所謂理想而默默前行。
原本以爲，過去的一切終將過去，眼前的風景會給我無限的生機。可是，我又錯了。開學後，我又一次爲這個學校感到羞恥，爲自己的選擇而痛苦。偌大的一個新聞學院，數百名學生，卻只有幾個授課老師，而且都是半路出家的半僧半俗之人。他們沒有專業背景，更沒有從業經驗。就這樣的一些老師，還身兼數職，對所有的課程一網打盡，每個人要帶上五六門課程。他們都是全能的複合型人才，研究方向包羅萬象——媒介經營、傳播學、廣告學、新聞理論，集衆多寵愛於一身。
沒多久，班上人員就迅速分化爲兩派。一派是本校畢業的學生，我們稱做本土歌手；一派是像我這樣的外校考進來的，稱爲“外來務工人員”。本土歌手自然佔盡天時地利人和，處處逢源時時受命，鞍前馬後地爲領導和老師效力。從入學開始，他們就着手跟着老師們參加一些科研項目，或報刊審讀，或同媒體聯誼。我們這些“外來務工人員”是享受不到此種待遇的，冷冷地被晾在一邊，於是只好胡亂地找些書看。書也是自己買的，老師也不給我們開書目，圖書館更是徒有虛名，連最基本的書籍和刊物都沒有。
剛來時，我還去上過幾次課，後來就徹底不去了。老師的課堂，是別人的天地。即便是討論課，我們也是插不進話的，而且老師也不會去認真聽我們的話。有時去請教老師一些問題，他們也總是愛理不理的。問得多了，老師還會對你說些諷刺和蔑視的話。這樣幾次，我們也就不再自取其辱了。
分導師時，院裏還像模像樣地開了個會，讓學生和老師進行雙向選擇，好像很公開很公平似的。我沒有去參加。我料想，我是不在他們選擇之列的。在這裏，我只是一粒棄子，無論放在棋盤的哪一個位置，都是多餘的。會議結束後，院裏將結果公佈，我們這些外來務工人員自然就是分給了矮子中的矮子。由於我們對這個名單的強烈不滿，院裏答應說再作調整。於是，確定導師這件事情，就一拖再拖地拖了一年，至今仍然沒有最終解決。確切地說，沒有最終解決的只是我們這些外來人員，本土歌手是早就名花有主了。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我的導師是誰。隨他去吧，這樣的學校，這樣的老師，跟誰都一樣。只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肯收留我。
我沒有把這所大學當成過我的學校，也沒有把自己當成這個學校的學生。每次坐火車回家時，如果有人問我在哪個大學上學，我總是告訴他們，我是打工的。當然，這個學校更沒有把我當成他們學生中的一員。這一年裏，我只是覺得，我一直生活在別人的學校裏，讀着自己的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