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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在北京舉行的海淀高校預防艾滋病宣傳活動上，海淀區衛生局帶來的2500只免費安全套卻沒能在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順利發放，北大與清華校方分別將安全套留在了學校紅十字會與校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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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安全套在北大、清華遭遇“紅燈”，這無疑是一件容易吸引公衆眼球的新聞；而北大、清華校方對於拒發安全套行爲的解釋語焉不詳，這就極容易使自己處於公衆輿論的不利境地，可以預想，不少公衆自然會將北大、清華的校方看作保守思想、落後意識的代言人狠批一頓--上網略一瀏覽，果真如此！
然而，筆者認爲，北大、清華對免費安全套亮起的這盞“紅燈”卻頗有積極意義——這盞“紅燈”促使我們反思一個問題：宣傳預防艾滋病就非得現場發放安全套嗎？
現場免費發放安全套與預防艾滋病宣傳活動捆綁在一起，這早已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了，無論是面向普通市民還是面對大學生，免費發放安全套非但已經成爲預防艾滋病宣傳活動的固定形式；而且，人們也一直在盛讚這一形式，將其譽爲進步、開放的象徵。
但是，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這種看似進步的宣傳模式暴露出我們社會生活中一個傳承許久的思維習慣，那就是無視公共事務公共性與私人生活私密性之間的界限。
艾滋病已經成爲社會問題，以預防艾滋病爲主旨的宣傳活動乃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事務，必然要向社會公衆毫無保留地公開；安全套是一種與個人私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天然的私密性，因此領取安全套也就成爲具有強烈私密性的私生活行爲。
以免費發放安全套作爲預防艾滋病的宣傳形式，意味着將人們從隱祕的私生活中拉入陽光刺眼的公共空間中來，讓私生活暴露在公共視野之中。
這種無視公共性與私密性界限、以公共性壓倒私密性的思維習慣一直活躍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舞臺上，而安全套一直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公開、免費發放安全套並不是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專利，也並非近年來的產物；早在若干年前，在宣傳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當婦女幹部們莊嚴地宣佈“請已經結婚的同志到醫務處領取計生用具”的時候，私生活不復存在——被公共性所吞噬了。
在這種宣傳形式遭到反感之後，其宣傳的實際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以在大學免費發放安全套爲例，大張旗鼓的現場發放讓大學生們體驗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壓力；
首先，大學校園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現場領取安全套只會將自己的私生活慾望暴露在熟悉的同學面前，其次，大學又是一個倍受社會關注的公共領地，大學生領取安全套又極容易引致社會公衆對大學生形象的褒貶爭議。
私生活暴露於公共視野必然引發人們內心的羞恥感，這種羞恥感帶來的巨大壓力只能讓不少大學生選擇退避三舍--海淀高校預防艾滋病宣傳活動上的冷場可算一個明證--這必然影響宣傳活動的教育效果。
因此，即使爲了達到宣傳預防艾滋病這個崇高的公共目的，我們也必須想盡辦法維護私生活的私密性。無論北大、清華的校方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們點亮拒絕現場發放安全套的“紅燈”，這在客觀上維護了私生活的私密性。
面對這盞“紅燈”，預防艾滋病宣傳工作的組織者們應該有所思考：性生活並不是傳播艾滋病的唯一渠道，免費發放安全套也並非宣傳預防艾滋病的最佳形式。簡言之，爲了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有必要思考運用得體的宣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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