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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8時，大三學生小閆猛地醒了過來———今天上課肯定遲到了。“乾脆再睡半小時，趕第二節課吧。”小閆倒頭又睡。可手機短信尖銳的鳴叫驚醒了他，是同學發的：“校長正帶人在一號樓門口查遲到，你趕緊過來！”
這一天是11月29日，當晚，小閆就接到了團支書的通知，說這幾天“風聲緊”，儘量去上課。
在該校國際新聞專業2002級，很少出現在課堂上的一位班主任連續聽了3天早課(上午1、2節課)，接下來的幾天，班主任不定期地出現在課堂上，讓學生“有了一種莫名的壓力”。
行政管理專業2003級的學生已經沒了中途逃課的機會，因爲在每節課的上下課之前，老師會各點一次名。
還有更嚴厲的措施。從11月下旬開始，小閆所在的北京某重點大學連續一週清查學生遲到人數，在每天早上8時，對所有教學樓進行一次全面排查。
大面積遲到曠課讓校方真頭疼
“多的一天遲到的有八九百人，一週累計下來有3000多人。”該校教務處一位副處長告訴記者。但這個數字遭到了幾位學生的質疑，“我們聽到的說法是，一天遲到的有3000人”。
“學生大面積遲到、曠課，是不是一個很令學校頭痛的問題？”對於記者的提問，副處長迴避了“頭痛”二字，只是認爲“應該重視”。
12月1日，該校召開了加強和改進本科教學管理工作會議，在會上教務處通報了規範教學秩序等工作思路。據記者瞭解，此後，“學校黨委辦公會議至少兩次提到遲到和曠課的問題”。
12月9日，記者前往該校採訪，正好碰上學校召開有關教學工作的會議，一位副校長很開明地讓記者旁聽了整個會議。一位學院領導在發言中指出，學生大面積遲到、曠課，如果不管的話，會導致教學質量大面積滑坡。
經常逃課的小閆最近非常“老實”。因爲現在，遲到、曠課和學生的綜合測評掛鉤。在媒體管理學院，一位同學透露：“每缺課一次，將扣除該門課總評成績5分。”在計算機軟件學院，“遲到10分鐘內，累計3次算曠課一次，到一定數量就不讓考試。遲到超過10分鐘，就關閉教室門不讓進”。有同學僅僅遲到1分鐘，也被關在了門外。在那幾天，上午沒課的同學經過教學樓前，總會看到不少同學揹着書包罵罵咧咧，然後沮喪地離開。
每一堂課，每一位老師都前所未有地點名了，這讓一些老師和同學很不適應，但是沒辦法，因爲學校“將教師點名與其崗位津貼等掛起了鉤”。信息工程學院的一位老師在每次點名後，最初總是忘記上交考勤表，被催交幾次後，才習慣。
儘管這些辦法在教務處一位副處長看來，“不高明，有待於進一步推敲”，但效果很好。正如動畫學院的洛老師在12月9日的會上所言，他們天天查，已經沒有遲到的現象。
校方還採取了斷網措施———由以前的全天都能上網，改爲週一至週五的中午12時至晚上11時。
學生彆扭：這是中學式的管理辦法
這些“不高明”的辦法，讓不少同學覺得“彆扭”。有人將之稱爲“中學式的管理辦法”。
12月9日16時，記者還旁聽了校方與20多位學生的座談。一位同學當着副校長和教務處副處長的面，言辭激烈：“你斷網，我可以玩遊戲；你斷電，我可以去網吧；你不讓回宿舍，我可以在外租房。我不想上課就不來上課，你能怎麼辦？”
“用強制和行政手段把學生從校外拉進課堂的做法很不得當。”國際新聞專業2002級的小廣同學說，在解決逃課問題上，他只感覺到學校在約束學生，卻不知道在提高課程吸引力上學校採取了哪些措施。“課精彩了，出勤率自然就會上去。如果這學期有張老師的課，我保準6點就起來佔座。”張是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
2003級行政管理專業的小原因爲劇社演出，上週的《西方哲學史》沒有上，但她讓同學用MP3把整堂課錄了下來。“要沒事，那課我肯定去，因爲老師很有魅力。”小原說自己情願逃的課，“實在是因爲老師講得很濫，兩小時下來，信息量很少，一節課不去也造不成損失。”和很多同學的觀點一樣，她認爲學校強制把學生拉回課堂，其實是治標不治本。
一些同學認爲學校應給予學生選擇上哪門課的權利。信息工程學院2003級通信工程專業的小李認爲，“學生有選擇老師的權利，同一門課，有幾位老師，到底由誰來上，學生自主選。這纔是制止逃課最直接的辦法。”他說，這學期學校規定他們必須選一門經濟學課程，而開出的只有宏觀經濟學一門，不喜歡也得選它，至今小李只上過兩次課。
小林是新聞傳播學院2003級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她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同學經常逃的課大多是必修課，不點名的選修課出勤率反倒很高。
在座談會上，教務處副處長問大家：爲什麼遲到的學生會這麼多？他得到的回答與記者的採訪所得大同小異。但動畫學院2002級的一位男生補充了一點：最主要還是在於學生的惰性。
副校長對他看到的這種場景顯然很不滿意：8點鐘的上課鈴響了，一些學生還在踱着四方步。“感覺學生總體有些浮躁，缺少求學的緊迫感。”他告訴在座的學生：“遲到是對老師的不尊重，作爲大學生遵守學校制度是起碼的原則。有些制度不合理，大家可以通過合理的渠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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