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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最高學府之一的哈佛大學，有4000多名攻讀學位的大學生，其中，來自中國的學生就有270多人。此外，還有上百名中國學者在這裏進修和深造。2個月前，記者來到這個名聞遐邇的大學城，對中國學生進行了採訪。
在矗立着哈佛雕像的哈佛大學校園裏，哈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主席尚英高興地迎接記者。
尚英是北京大學1998屆碩士畢業生，當年秋天，通過優異的考試成績，自費來到哈佛大學文理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女學生。
由於尚英在上北京大學時就重視英語學習，是全班的英語高才生，所以她初到哈佛時就完全可以聽懂並理解老師的講課內容，只是在寫作和課堂討論中遇到一定的困難。但是在一個學期之後就基本適應了。現在她是哈佛政治系同級學生中(包括美國學生)進展最快的幾個學生之一。
她說：“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生活學習都十分辛苦。我的例子並不具有代表性。早年出國的中國留學生不僅要念書，而且還要打工掙學費和生活費。他們纔是最辛苦的。”
剛從哈佛大學畢業的於家娣也說，“在哈佛學習，語言是第一關。上課時，老師的講課只能聽懂小部分；完成老師佈置的閱讀作業，速度較慢；用英文寫作，就更加困難。由於作業多，每天夜裏兩點鐘才睡覺，有時早晨四五點就起來，因爲要完成作業。每星期上6門課，還要做助教，整個日子過得昏天黑地，沒有時間做飯，就吃凍餃子，後來吃膩了，一聞就想吐。學習強度大，睡眠很少。有煉獄的感覺。對意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如果挺過去，以後再大的困難也就能夠克服了。”於家娣現受聘在世界銀行工作。而尚英正忙於做關於如何反腐敗的博士論文。
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徐偉目前在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治學院攻讀公共管理碩士學位，他是這個政治學院的中國學生聯合會主席。他說，中國學生的另一個困難是“對美國文化適應得比較慢，待人接物也不很適應，很難與美國人充分交流。美國人對中國的偏見是一大障礙，意識形態障礙大，因爲美國新聞媒體關於中國的負面報道很多，美國人並不真正和全面地瞭解中國，所以需要中國人付出極大努力才能進行交流。我有一種使命感，覺得有必要介紹中國，改變他們的看法。”
徐偉說，“我在課堂上聽着老師講美國政府的運作，心裏卻想着如何把這些新的、有益的做法介紹到國內去。爲此，我倡導成立了‘中國政策論壇’，每兩週舉辦一次，邀請國內的名人來介紹中國各個方面的情況，促進國內與美國的交往。”
聽說今年春天哈佛大學學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關於化學系查爾斯·理博教授領導的納米技術小組在早期診斷癌症方面獲得新的突破並獲得一項專利，而從事這項重要工作的是小組裏的中國留學生崔屹的報道。於是，我在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圖書館與崔屹作了訪談。
26歲的崔屹說，“1993至1998年我在中國科大學習，1998年來到哈佛大學化學系。我覺得哈佛大學機會多，挑戰大，只要肯做，能做得不錯。”
崔屹的興趣十分廣泛，對納米、物理、化學、生物等都感興趣。他喜歡與別人討論問題，不僅與本小組的同學，而且與其他學科的同學交流；他善於思考，每天做完實驗，總要想一想：究竟怎麼回事？他酷愛讀書，重要科學的雜誌，他讀十幾種，有些細讀，有些泛讀。
崔屹42歲的導師領導着一個20多人的實驗小組，其中有9名中國學生。崔屹是癌症診斷課題的負責人，帶領小組部分成員。4年來，這個實驗小組夜以繼日地工作，經常是每天工作17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迄今，這個小組已經在納米傳感器、納米電子線路和利用納米技術發現早期癌症等方面獲得3項專利。導師利用這些專利建立了公司，並聘請崔屹做顧問。
崔屹說，“今年8月我即將畢業。導師希望我到他的公司工作，但是我正在向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康內爾大學等申請做教授。對於納米技術哪些方面可能會有突破，我心裏基本有數，所以我要自己幹。”他說，他願意回國與同行交流經驗。“我們國內還不大瞭解外國在納米技術研究方面在做些什麼，我希望有機會到國內做些介紹。”
崔屹說，他的導師以及哈佛大學化學系的其他教授都非常熱愛科學，有獻身於科學的精神，這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哈佛大學化學系至少有4名教授曾經獲得諾貝爾獎，但是他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有的教授80多歲了，還到實驗室來做研究。”
他認爲，哈佛大學所以能夠培養出優秀的人才，一是它有一流的人才，教師和學生都是一流的；二是有一流的實驗設備；三是具有充足的資金。崔屹說：“哈佛的校訓是追求真理。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能成爲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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